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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部分

北洋军阀史话-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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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槽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则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 ,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匮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凭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逊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 ,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日下午袁的遗令公布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则公报:
“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 ,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 ,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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