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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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3）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由于情势的变化，迎袁专使的任务已经失去作用，所以3月6日蔡元培等乃致电南京孙大总统，要求南返。原电云：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大总统以后，启程前，迎袁专使特发表《布告全国文》一篇，措辞委婉而严峻，把当日袁世凯种种私心完全揭露，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个历史的交代。这篇文告，后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认为是蔡元培的手笔，认为汪兆铭写不出，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写不出。蔡文章谨严，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辞”。蔡专使的《布告全国文》如下：
“培等为欢迎大总统而来，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讬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大总统袁公之理由：（中略）……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个人较，机关为主体，个人为宾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培等廿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
（三）京津之舆论：（中略）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当清摄政王解职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忧？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
（四）二月廿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中略）……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整，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五）变通之办法：总统就职于政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不可破也。……于是孙公提议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时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见，是代表大多数国民，既昭扬于天下……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宋教仁在蔡元培之前已先返南，宋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他曾遍游东北，深识东北、西北的国防战略价值，又了然于日俄两帝国对中国边疆的野心，所以他坚决主张建都北京。他的主张和孙、黄等相左，却和章炳麟相同，和北方袁系的希望尤相吻合，所以他在北京兵变后提前南返，南京方面的革命领袖对宋的想法多不谅解。后来袁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南京同盟会干部又主张请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这是表示由蔡元培率领的迎袁专使团任务失败后，改由黄兴以武力迎袁。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时，蔡元培等亦已遄返南京，都被邀参加与会，会中蔡持重，不发表意见，宋则期期以为不可。宋认为统兵北上是一着险棋，当前革命军前锋仅及徐州，北方各省均有北洋重兵驻守，这些北洋军绝不会坐看革命军北上，此次北京兵变亦是由于北洋军对革命军猜疑引起的，所以革命军北上必然不可避免和北洋军发生战争，这就等于说是走向南北分裂，过去半年的努力完全白费。宋的话还未讲完，与会的马君武突然站了起来，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对宋说：“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你这个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他一边说一边走向宋，伸手去掌击宋面，孙大总统和黄兴把两人隔开。宋也很生气，认为马不讲理。宋、马不合已酝酿很久，在这次讨论对北方用兵时才爆发。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南京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遂于民国元年3月8日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原电如下：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六日）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厚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这篇具有历史性的总统宣誓文，是叶恭绰的手笔，而由梁士诒加以润色。梁士诒这时已是袁的重要智囊，南北和议时，梁任邮传部副大臣代理杨士琦的部务。袁在彰德未入京前，即曾遣人密告梁说：“当前情势，南方军事尚未结束，北方政治头绪万端，正赖燕孙（梁士诒字）居中策划，请与少川（唐绍仪字）预为布置。”
情势演变至此，南京方面调虎离山，想把袁世凯诱引到南京来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原来当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 ，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自民国元年2月7日起，至3月8日止，经过一个月的会议，终将全案通过，3月11日公布。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结果袁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
从袁世凯通电宣誓的那一天起，到4月1日孙大总统解除职务止，在那20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因为袁认为既已宣誓就职，当然名正言顺。其实袁接收职务的手续并未完成，所以那时北京、南京各有一个政府，各有一个总统，各有自己一套政策，实在可说是中华民国诞生时的怪现象。
袁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自己早已胸有成竹 ，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
总理，南京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25日唐绍仪亲来南京，29日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四人。袁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因此在唐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部下的排挤和诋毁。南北议和时，唐与南方代表协议成立一个解决新国家国体问题的“国民议会”，会议的成员是由革命军人所占领的14省和清廷所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三人组织之。袁认为唐未请示他而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的比率，使北方占少数，处于绝对劣势，非常不满，乃通电谴责唐越出了代表的职权范围，唐因此被迫通电辞职。
3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宴唐绍仪于总统府，觥筹交错，颇尽欢洽。酒筵进行时，蔡元培起立致词，对唐绍仪赞誉备至，随后举杯庆祝唐内阁已获参议院通过，预祝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将有满意成就，最后希望唐氏能加入同盟会，实行同盟会政纲政策。接着黄兴也起立敦劝，全体与会人士鼓掌表示赞成。
唐绍仪由北京南下时，袁曾一再敦嘱，要唐尽量与革命党方面建立友好深切关系，唐本和南方人士有好感，因此蔡、黄两氏的提议，唐很愉快加以接受。居正乃离席取出同盟会的入会同志志愿书送给唐绍仪，唐即在誓书下签字认可，再由蔡元培、黄兴签名作介绍人，孙大总统签字主誓，唐绍仪起立宣誓，大家高呼同盟会万岁，宾主尽欢而散。
这次唐南来，除了加入同盟会引起北洋军系的不满而外，还有一件大触北洋军人之怒的，是唐竟同意南方提议，调兵北上，这在北洋军人看来，简直是召引外兵入京，是件不可原恕的举动。赵秉钧复京师总董事会函有云：“调兵北来唐君主之，鄙人甚不谓然，早间见总统（袁）之意见相同，必须竭力磋商，以不来为是。”李书城致熊希龄电有云：“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
此外，最使北洋军人痛恨的，是唐主张孙、袁、黎、黄合作，以奠定民国基础。在北洋军人看来，这四巨头的合作，就是北洋军系的没落。
民国元年4月1日，孙大总统至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并致辞说：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正月初一日来南京就职，今日四月初一日至贵院宣布解职。……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本大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大总统自当解职，今特莅贵院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也。……促进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本大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贵院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从今以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愿已也。”
孙大总统致词毕，遂将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答词如下：
“……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