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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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笔者虽精通英、法两夷之语，但对倭文和朝文一无所通，所以，白江口一役史料，绝大多数取自中国传统史料。）
嗜血的妇人——女皇武则天的杀戮一生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天下渐平，诸事晏安。一日，忽然太白星白天显现于天空，且一连多日不断出现这种天文景象。古人迷信，唐太宗君臣一边自我反省政事阙失，一面让主管天文的太史“勾沉典籍”，进行推占。不知是查了《易经》还是“扶乩”所得，太史奏报：“女三昌”。面对如此玄玄乎乎三个字，太宗君臣商量了半天，也没整出什么头绪。同时，民间又有谶言歌谣传入内廷：“当有女武王者”――“女”了半天，李世民百思不得其解，“心多恶之”，总有不祥之兆的种预感。
唐太宗朝君臣关系十分欢洽，一天晚上，李世民在内廷宴请心腹武官多人，飞觞仰饮，大家好不痛快。喝到一半，为了使气氛更加融洽、欢快，太宗令诸将作酒令，各自报出自己儿时的小名，以此作引，以博戏乐。轮到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这位将军长身虎须，一脸络腮，自报小名：“五娘子”。
话言刚落，殿内的武将们笑成一片，东倒西歪。太宗初听李君羡的小名时也不禁发噱：“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电光石火之间，太宗面色忽然一变，低头沉吟。当然，与宴的诸位武将，包括李君羡自己在内，均未注意李世民当时面部表情的变化。美酒醉人，皇帝又是主人翁，天大的面子，谁能不尽醉方休！
李君羡，洺州武安人（一个“武”），封武连郡公（两个“武”），时为左武卫将军（三个“武”），值守玄武门（四个“武”，玄武门是宫城最重要的咽喉要地，因此有数次宫廷政变都在此处发生，包括洛阳宫的玄武门，均是“制高点”），当然，最要命的，当属李君羡小名“五娘子”——“女三昌”、“女武王者” ——莫非正是这位身为皇家禁卫军的李姓武将？
太宗宴毕，退至寝殿，细思李君羡为人。此人也是武艺绝伦之辈，本属王世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