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黄克诚-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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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赣州之役以后，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这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军十分不利。赣州城高且固，三面环水，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放。待敌人半夜里从城年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临战于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退突围，遂导致重大损失。
在江口休整期间，苏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了今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
3 月1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指出赣州撤围后，“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西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同时，派一部兵力人闽，开展闽西苏区，威胁粤军。各部应筹得充分给养，作长期革命战争经费，这样来筹备向闽发展，来争取赣州、吉安、抚州。”
第五章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
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骄阳似火，躁热难当。
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
一个年轻人走进师部，向黄克诚行了个军礼：“报告！”
“来，王平同志，请坐。”黄克诚笑着说道。
王平是三师教导大队的政委，才二十五岁，显得虎虎有生气。他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打长沙时就认识了。那时，王平担任机关枪连文书，常跟着黄克诚活动。
“王平同志，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件事情。”黄克诚对待部下，一向平易近人。
“政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王平答道。
“教导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的优秀班长中选拔出来的。别小看这些班长，他们可是‘军中之母’啊。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是他们及时担当了重任。
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 页。
课，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 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