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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张居正大大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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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台也有刘台底看法。辽东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张学颜是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变,形成监察权高于一切的状态。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冲要的总兵官: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后来添了巡按以及巡抚和总督。巡按、督、抚虽然各有疆域,但是他们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们底官阶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们底节制,这是监察底权威。刘台看到同是代表监察权的中央官,为什么一个可以调度军队,一个连报捷都不可呢?所以他底捷奏还是发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抚究竟不同。英宗正统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所以巡按不得过问军事,曾有明文的规定。辽东巡抚底全衔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因此调度军队,正是巡抚底职权。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据。明代巡抚和巡按底职权最容易混淆,居正对于这一点,时时感觉到有纠正的必要。万历九年他说过: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居正认为封疆大吏,不应受到牵掣,在法制有成规,在事理有根据,不能不认为正确。假如我们想到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因为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的迫蹙,以致仓皇进兵,造成辽东空前大败的事实,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居正底主张。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这是居正当国以来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击。原疏如次: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租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告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底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开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庆五年所取的进士,竟对自己提出弹劾,这是一个异常的刺激。三、四年来,当国的苦辛,刘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刘台既请皇上抑损相权,自己以后怎样办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刘台所提出的几点,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也不一定全无根据。是刘台底诬蔑呢,还是他底不能体谅?自己底门生,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以后又怎样办事?自己是大臣,当然谈不到和刘台辩驳,他和神宗说: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谢刘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来,和他说:
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请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皇上底恩意很显然了,但是居正还是感觉到办事底困难,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读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悻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伫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底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奏疏四《谢恩疏》)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底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底行为,自然有我底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底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底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桡。《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答胡邦奇书;(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上存斋》)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于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底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见地底正确。
居正对于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底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底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底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妄,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答胡邦奇》)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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