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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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是个聪明人，但他软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战争时期的双重间谍技术，尽量招募双重间谍。他在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区操纵一个规模宏大的间谍网。每当军情五处得到通知或发现有俄国人去接近学生、商人或科学家时，他们就鼓励被接近的人同俄国人往来，这样便于我们监视案情的发展。米切尔深信，总归会有一个双重间谍被俄国人接受并派到非法工作网的心脏里去的。
双重间谍案件是一种很耗时间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欢使用的一个骗招就是给双重间谍一包钱或一个空物（我们当时可以去检查），让他放到死信投递地点。一旦发生这样的事，D 处就会被疲劳战拖得精力瘫痪，监视队被派到死信投递地点不分昼夜轮守，以为哪个秘密间谍会亲自来拿，可实际上往往根本没有人来拿。如果放的是钱，那么原来把钱交给双重间谍的那个克格勃官员会自己来拿走这些钱。我对双重间谍案件政策产生了怀疑，可他们严肃地对我说，这些是克格勃的训练程序，主要是为了考察间谍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实际上，俄国人的目的是利用双重间谍案件来糊弄军情五处，来识别我们的办案人员，分散我们的精力，引开我们对他们的真正行动的注意力。
军情五处的职业技巧标准是耸人听闻的。克格勃通过对我们监视通讯系统的监听，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掌握了大量的双重间谍。可是，D 处的办案人员也是很拙劣的，在会见他们的双重间谍之前，除了最落后的反监视技术以外，几乎没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个专门的司是为军情五处提供“鸡饲料”的（就是给双重间谍的秘密材料，让他们拿去给俄国人，以表明他们对俄国人是忠诚的）。“鸡饲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们根本就不会实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对D 处的整个“鸡饲料”方案产生了怀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机密才能使俄国人信服，可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D处的另一个主要活动范围是移民区。D处的间谍管理小分队掌握着大规模的间谍网，他们利用在伦敦的间谍去招募在这些间谍国家里的其它间谍。这个方案对军情五处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于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提供铁幕方面的情报上可以直接展开竞争，军情六处为此感到恼怒。其实，在五十年代初，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渗透，或者被它的东欧盟国的情报部门渗透。这些移民圈就像双重间谍案件一样，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暴露了我们的间谍主管人。
情报界在战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军情五处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继续照抄战时双重间谍的技术。它不仅缺少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战争时期那种超乎德国人的密码破译优势。
在整个五十年代，军情五处竭力回避英国当时所面临的最明显的反间谍问题——三十年代苏联对英国统治集团的渗透。四十年代末对艾伦·纳恩·梅和克劳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间谍罪的审判以及一九五一年发生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说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国人”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英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失望情绪。俄国情报机关利用了这种情绪，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间谍，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后对苏联的事业仍然保持忠诚。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给军情五处留下了巨大的创痕。虽然菲尔比和布伦特也受到了怀疑，可他们对此矢口否认，于是两个案子很快就搁浅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这两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关系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案在调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升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仅在情报界有这些人，文职机构里也有这些人。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在尽全力压制有关这两个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调查行动一时走漏了风声，那就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调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九五四年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停止，显然军情五处认为当时正在实行的新审查制度已足够保障国家的安全了，其实这正如把狐狸锁进了鸡窝里一样。
有一个人挺身出来反对这种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马丁，过去是陆军信号官员，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加入了军情五处。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而又富有直觉的办案人员。他接连经手了富克斯和麦克莱恩两起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员。马丁在反间谍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他从来没有进过公学。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按惯例是在职员、清洁工和秘书当中寻找主犯，可马丁却在最初阶段就认为主犯是一个高级外交官。他坚持要进行调查，但麦克莱恩的叛逃却使他的调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发生后，马丁促使军情五处领导批准对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渗透剑桥大学的整个复杂网展开紧急调查，但他要会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社会关系人员的要求，几乎全都被拒绝了。他与这种可悲的政策斗争了两年，最后去见了安全局局长狄克·怀特，说他打算辞职，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去工作。
怀特对马丁的能力评价很高，他说服马丁不要去澳大利亚，劝他去马来亚担任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直到D 处的气候好一些时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马来亚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乱活动中， 马丁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离开D处之后，反间谍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处失去了它最能干的、或许是脾气最变幻无常的官员。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长后，在D 处任命了一个新的处长叫马丁·弗尼瓦尔·琼斯。他受过律师训练，在战争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表面上，他给人一种正统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机，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具有井井有条的逻辑头脑，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有着坚定的决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 处一科的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琼斯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马丁从外面调回莱肯菲尔德大楼，让他先在D 处二科负责捷克和波兰事务。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调到D 处一科，负责反苏联间谍。尽管他常常态度粗暴，可琼斯仍然十分欣赏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发挥才干的倔强性格。马丁进了一科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很快恢复和加强了一科的积极的反间谍调查工作。由于他在战争时期从事过通讯信号工作，因而能下意识地抓住如“筏夫”之类的新技术的重要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同情地倾听我的意见，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打算在A 处建立一个情报源索引，把可能对军情五处有用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于是，我们在安全局内部散发表格，要求大家填写。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索引。办案的官员如果需要一个护士，或一个管道工，或要求接触某公司的档案，或一个上锁的车库，都可以从索引中查到，用不着花费时间胡乱去找这些资料。
我们在修改战斗秩序方法中引进了行动分析法。这个设想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对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的已知行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关于他们行动的一个全面的概念。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获得克格勃官员的身份特征的重要情报。
但是，变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动科。迈克尔·麦考尔是这个科的领导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反间谍专家和调查员。马丁和麦考尔把行动科作为实战战场。虽然我们的力量要比俄国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不断改变策略，以破坏克格勃的活动为目标。克格勃习惯于事先对我们的行动作一个彻底的预测，我们的某些计划也搞得很鲁莽，譬如在伦敦大街上扒窃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员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鳞半爪的情报。虽然这种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国人感到他是多年来第一次遭到了进攻。此外，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修改。苏联移民间谍网毫无疑问是被克格勃渗透得最为厉害的，后来被解散了。在双重间谍案件上采取的方法更具有攻击性：办案人员陪着双重间谍去和他们的克格勃上司会晤，并警告克格勃官员，如果再抓住他们招募英国人当间谍，就向外交部报告，并把他驱逐出境。麦考尔和他的人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企图招募克格勃的人来当我们的间谍。虽然未获得成功，可我们希望这样策略上的变化可以把怀疑的种子撒向肯辛顿公园内的俄国大使馆里。
麦考尔在执行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厂制造新型博福斯炮弹的技术人员告诉军情五处，有个克格勃官员在接近他，让他提供新炮弹的样品。麦考尔安排工厂造了一枚假炮弹，里面装满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装了火药一样。当双重间谍在南部伦敦公园把炮弹交给那俄国人时，麦考尔立即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对那俄国人说，他这样公然携带英国的绝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烦，肯定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员们都怕被驱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在国外工作的神气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失败。任何失败都会自然地使他们自己的反情报官员产生怀疑。麦考尔还勾勒了一个图景：一个结实的伦敦警察把这个不幸的俄国人带到一处秘密的地牢里去拷打折磨。那个克格勃人员听了之后，失去控制地颤抖着。
“别摇那炮弹，看在上帝的分上，”麦考尔大声吼道，“会把上面的导火栓引发的。”
那俄国人扔下炸弹，飞一般地跑出公园，仿佛在被泼妇追赶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回国了。
实际上，外交部那种不大愿意给予支持的态度是远近闻名的。我们多次要求驱逐我们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挥间谍的俄国人，可外交部负责英苏关系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决我们的案子。我间或也参加北方司的这类会议，就某些俄国外交官已经干了些什么作技术上的汇报。会议总是遵循一个模式：军情六处的代表总是反对搞驱逐，他们害怕莫斯科采取报复；外交部则害怕破坏即将举行的重要的裁军谈判或者害怕影响一笔即将成交的贸易谈判，所以他们总是要喋喋不休地权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扬从那富丽堂皇的委员会办公室出来时，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高远点儿。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