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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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六处和马尔科尼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也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马尔科尼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海洋船舶部门，专门负责为各种船只配备无线电装置和工作人员，并为军情六处提供了完善的掩护手段，他们通过父亲，把一名工作人员派到一艘船上当无线电报务员，这艘船要开往一个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霍尔上将当时是我家的常客。他一来就和父亲一起溜进玻璃花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私下地密谈些有关某种新发明的事。父亲还认识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父亲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和技术才能。他还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上校。父亲对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讨厌他。如同要么支持牛津大学，要么支持剑桥大学一样，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优劣之处，父亲毫无疑问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二十年代，马尔科尼公司是一个让科学家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人们简称马尔科尼为“吉姆”，因为它集中了世界上许多优秀人才，在投资方面卓有远见，具有宏大的气魄。它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立了第一个短波无线电定向系统，为现代通讯奠定了基础。如同英国的其他许多成就一样，这项发明几经波折，是在英国政府和当时的科学界权威人士反对的情况下展开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定研制长波无线电系统，来代替电缆系统，从而作为同帝国各处联系的手段。这项决定由于战争而被搁置一边。可马尔科尼相信：设计一种定向发射系统把短波无线电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系统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讯量传送出去。尽管马尔科尼的无线电技术在战时有进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时，它的远见仍被皇家委员会嘲笑成“业余科学”。一位委员甚至把这概括为“一种短命的技艺”。
马尔科尼公司对此提出了挑战，它无偿地承担了建造横跨世界的各个线路，敦促英国政府暂时停止长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发射短波系统通过试验阶段之后，并且一旦试验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将该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并拟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这份合同的内容，其难度是很大的。他们要求建立一条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的线路，要求在连续十二小时内每分钟发出二百五十个字，耗电不得超过二十千瓦。他们要求线路在一年内投入使用。
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