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ㄍ湎嗷ゼ涞牧岛芩缮ⅲ淹耆愿伤欠浅Ｓ赂遥埠芑牵赜诘鹿滦卸闹匾楸ǎ褪撬怯梦尴叩绱箍频摹！�
对于英国人来说，盖世太保的记录材料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关于鲁滨逊的文件。亨利·鲁滨逊是“红色乐团”在巴黎的一个领导成员，是共产国际最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决。他在临死前拒绝吐露任何一个字，可在他房间的地板下藏着的文件却被发现了，这些文件披露了该谍报圈子里的活动情况。在手写的笔记里列有住在英国的四十或五十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这说明鲁滨逊是负责与英国的“红色乐团”谍报圈联系的。战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对鲁滨逊文件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战争中遭到毁坏。军情五处的另一个官员迈克尔·汉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识别并列出了“红色乐团”的每一个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从那以后，便没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使我们感兴趣的线索。
另一个寻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记录。有关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战前的叛逃者和战后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报当中仍有许多毫无头绪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曾告诉军情五处，有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的间谍，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来，大家都认定他说的是唐纳德·麦克莱恩，尽管麦克莱恩是在格雷沙姆·霍尔特公学和剑桥大学受的教育。麦克莱恩与那个人的情况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发材料却被搁在档案室里积满了灰尘。
之后又发生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在伊斯坦布尔接近英国领事馆的事。此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主动提出要英国给他金钱以交换他提供的苏联在英国的间谍名单。他给了英国大使馆一份正式的有关间谍的工作部门的清单。沃尔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单正好落在军情六处工作的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菲尔比当时是反间谍处处长，他说服了持相反意见的某个上司，让他到土耳其去，说是去为沃尔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尔比推迟了两天才到达土耳其，准备叛逃的沃尔科夫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土耳其人认为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绑在担架上用飞机运走的。在沃尔科夫所提供的间谍名单当中，有一个人被认为是菲尔比本人。但其他还有好几个人在以后再也没有被查出来，就像沃尔科夫所说的那个在波斯为军情六处工作的间谍一样。
最后，还有“维诺纳”的材料。这是至今为止关于西方安全部门过去被渗透的情报当中最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离职后，我接管了“维诺纳”项目，并下令对材料再进行一次全面复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线索。这引出了第一桩由D 处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起法国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国案子。从一九四0 至一九四一年，格鲁乌的“门搭扣”材料中，有许多有关苏联在战争初期对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各种流亡移民组织和民族运动进行渗透的情况。譬如，俄国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的心脏里有一个重要的间谍。该情报局通过信使来指挥它在德国占领下的东欧间谍网。苏联的这名间谍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莱克。此人后来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军情五处来说，最为严重的渗透是在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里。戴高乐两个共产党员助手，一个叫安德莱·拉巴尔特，曾是民政事务部部长；另一个叫缨塞里埃，曾负责过军事事务，是个海军上将。这两个人坚持不断地在伦敦密谋策划。军情五处在战争时期曾根据丘吉尔的意图对这些密谋进行了严密的注视。在戴高乐到达喀尔为自由法国去解放这一地区时，丘吉尔却下令逮捕了拉巴尔特和缨塞里埃。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破译了一个密码，结果发现拉巴尔特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仍然有效的那段时间里是一个为苏联活动的间谍。
在美国的“维诺纳”计划中也含有苏联渗透自由法国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并没做什么研究工作，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太陈腐，要么因为他们没有人对法国历史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我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高级政治家，战前达拉第内阁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也是一个积极的俄国间谍。
这一发现是在法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获得的。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的反法情绪非常强烈。双方部门的许多官员都在战争中服过役，都对法国的屈膝投降记忆犹新。考特尼·扬总是声称当他从敦刻尔刻回来时，就形成了对法国的终身看法。甚至布伦特，虽然他对法国的艺术和风格怀着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对法国的懦弱也进行了大肆的谩骂。
阿纳托利·戈利金的到来，对英法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报当中，有一些是关于苏联对法国秘密情报局（相当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进行渗透的情报。戈利金说，法国秘密情报局里有一个由该局的上层人物组成的间谍集团，叫“蓝宝石集团”。该局的副局长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杀了。安格尔顿说服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让局长请肯尼迪总统给戴高乐写一封信，提醒他对戈利金的揭发引起注意。可戴高乐感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操纵戈利金来诽谤法国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乔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并被处以徒刑。在这之后，法国官方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称为“气球”的双重间谍案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气球”就是约翰·保罗·苏波特博。他是一个工业化学家，是由东德情报机关和克格勃指挥的一名间谍，可比利时安全局使他成了双重间谍。他供出了他的两名间谍，他们都在英国柯达公司工作，曾向他递送过有关商业工艺方面机密的细节材料。比利时把这件事告诉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开始对柯达公司的这两个职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两个职员一个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另一个叫戈弗雷·康韦。苏波特博还告诉比利时，有一个名叫赫伯特·斯坦布雷切的东德非法分子，在法国协和式飞机装配车间里专门负责指挥间谍。这个情况被报至法国反间谍局，于是他们就与军情六处合作进行调查。
不幸的是，这两个案件的结局都充满了闹剧性。康韦和罗伯茨虽然被抓，可他们后来又被宣判无罪。对英法关系最为不利的是，在对斯坦布雷切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军情六处曾招募过一名法国警察长，他的警区包括快到德国边境的那些区域。他是一个“漂白”间谍，也就是说，军情六处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国隐瞒了他的一切，从而利用他在法国侨民和德国侨民中搞间谍活动。法国被迫承认，斯坦布雷切的间谍为俄国人获取了英法协和式飞机的高级电子系统的全部详细材料，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争吵。
我找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格尔顿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向法国反间谍局提供“维诺纳”情报，证明科特和拉巴尔特是俄国间谍。他们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起见。我在一九六五年初来到法国反间谍局在巴黎的总部，该局副局长马塞尔·查利特在那里会见了我。查利特个子矮小，干净利落，在战后才加入反间谍局。战争时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气参加了约翰·莫林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点儿也没能躲过盖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样，查利特喜欢佩戴粉红色的丝绸带，流露着自豪骄傲的神情。他是一个好斗的反共分子，可他钦佩莫林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胜过他一生当中所钦佩的任何一个人。他好几次都跟我提到抵抗运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 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