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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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划以及他所发现的新线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涌入西方——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的情报虽然不那么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他最近正遭受着不幸的折磨。他最喜欢的女儿成了西方最腐朽的事的牺牲品——吸毒——并且已经自杀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戈利金责怪自己。
午餐后，我们在冬天那明朗的阳光下一起走过中央公园。他要我去看看他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但我告诉他我得回伦敦，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想回家吗？”我们快分手时我问他。
“哦，不，”一阵不寻常的停顿之后，他才回答说，“他们不会宽恕我的。”
戈利金不怎么谈到俄国，但它显然在他的心中。
“想家吗？”
“有时想……”
我们道别了。他穿过雪地走远了，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所有的叛逃者一样，戈利金感到寒冷。
第二十一章
由于戈利金不能对渗透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军情五处因此陷入了迷津。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高层间谍（因为“流畅”委员会认为罗杰·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动被搁置起来，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猎取中级间谍。汉利的问题一经查实，就失去了明显的前进目标了。我们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纯属虚构而放弃搜寻中级间谍呢，还是在类似汉利这样情况的一些人中间继续寻找嫌疑犯？如果我们假定戈林涅夫斯基关于中级间谍的故事是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假定的这个圈套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中级间谍身上引开呢，还是从高级间谍身上引开？这两种情况是都存在的呢，还是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腊悲剧里的演员那样，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四面出击。
下面一个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个性格外向、天资聪颖而又带点恶作剧式的幽默的官员。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个比汉利更深的波兰背景。他有一半的波兰血统，而且他已爬到了汉利原先的职位上，成为军情五处波兰科的头。在那里，他对他母亲的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可以说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谈话的官员，也是第一个听说中级间谍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访古曾科一样，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巧合？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他非常聪明，”医生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的聪明有时会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点‘沃尔特·米蒂’，我认为你不能总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怀疑当初是否应该把他招进来。这事看起来很难说清。他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对情报机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归根到底，仔细审查的话，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进情报部门。精神病问题只是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他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许可下定期去波兰度假，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一个和他关系特别亲密的舅舅是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俩还偶尔在伦敦会面。军情五处通常对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国共产党略有牵扯的申请者一概不予录用。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而且，像他这样一个人同中级间谍的调查有联系这个事实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为他为了洗刷自己，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审查来证明他是清白的。而由于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铁幕后面，进行这样一次审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尽力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史蒂文斯被召唤来接受审讯。这次审讯由我和帕特里克两人主持。帕特里克是个独眼的廓尔喀军官，是D 处三科的审讯员。
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戈林涅夫斯基讲的关于和波兰人联系的中级间谍的事以后，史蒂文斯就对受传唤有所预料。他在进攻和防守两者中变来变去。他神经质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承认这种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并且承认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被像军情五处这样的组织录用是件离奇的事。
“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人们会记起我是半个波兰人，”他说，“我想这次审查我是过不了关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不过，如果这可使你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决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琼斯。”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
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