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在场的警察说：“算她背运，拉了这么个丧门星。”　
　　奥尔蒂探长可不认为这是背运还是走运的问题，这桩案子决非事出偶然。他没有时间去推测罪犯的特征，这件事可以留到晚些时候再做，现在要紧的是设法阻止案件再度发生。为此必须拿到一份生于1902年6月11日的人的名单。对！应该去一趟市政厅。于是，奥尔蒂风风火火朝市政厅跑去，只恨再没有二十岁时那副腿脚。　
　　在利马市市政厅，奥尔蒂对值班的女职员说：“警察局的。我要看1902年的户籍登记。”　
　　“1902年有好几本。”女职员答道。　
　　“我要看6月份的出生登记。”　
　　女职员走进相邻的一个房间喊来了档案馆主任。这是一位须发稀疏的男子，他的头象一个硕大的肉球，经一位笨手笨脚的雕塑家三担两斧造出了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和一个下巴，而那张嘴巴是用铅笔后描上去的。　
　　“您有事吗？”主任问。　
　　“我是奥尔蒂探长，”探长不耐烦地说，“我要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人的名单。要快！”　
　　“当然可以，探长先生。很快就可以找到，您下午再来行吗？”　
　　“我现在就要，听清楚了吗？我是警察局的。”　
　　“现在我拿不出来，”　
　　探长真的动气了，他绕过柜台，干脆命令那位主任把他领到档案室去。他很快找到了落满灰尘的1902年的档案终。这一年的4、5、6、7四个月专门有一卷档案。他自己动手取下这卷档案摊放在一张桌子上。档案馆主任不动声色地往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卷档案正好缺了1902年6月11日一页。　
　　“这又怎么解释？”探长缓缓抬起头问。　
　　档案馆主任的脸色变得铁青。　
　　“没法解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五十年里，什么人都可能来过这里，有什么要紧？”　
　　这一回，轮到探长注视这位主任了：他个头高大，强悍有力。大约六十岁的年纪。双眸中有一种奇特的火焰一现即逝，那是一阵强忍下去的狂暴。　
　　“请问尊性大名？”探长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贝德罗·拉佐梅诺。”　
　　贝德罗·拉佐梅诺眼睛里的狂暴几乎完全消失了……“您的出生年月日？”探长心不在焉地接着问，他隐约有个想法，但并不真的相信，不敢相信！他也没有时间考虑。　
　　“1902年6月11日！档案馆主任忽然怪叫着扑向探长。　
　　奥尔蒂的喉咙被掐住了，他艰难地拔出手枪，顶在对手的腰上。拉佐梅诺放开了手，他从喘着粗气的探长手中挣脱出来，跑去打开一扇窗户，纵身一跃跳了出去。接着，楼下传来一声深闷的巨响。女职员尖叫了一声，探长还在气喘吁吁。　
　　前后不过五分钟时间。　
　　贝德罗·拉佐梅诺的衣袋里装着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十二位秘鲁人的名单。其中四位已经用红笔勾去，不用说，正是四位被害者。现在还剩七位。　
　　奥尔蒂探长隐约猜到犯罪动机，是因为他深谙秘鲁文化，尤其是印加传说。他知道印加人认为生辰相同的人只能分车一个灵魂、一条生命线，因此，同一天出生的人死去的越多，在世者的寿命也就越长。贝德罗·拉佐梅诺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列出了与他生日相同的人的名单。如果他如愿以偿地把他们全部除掉，便可以独霸一条生命线了。他正做着长命百岁的好梦。　
　　至于他为什么看中了毛衣针，如果我们只解释说印加人祖先神圣的矛和匕首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失传，亲爱的读者肯定还不满意。这里还有一点情况可以提供：贝德罗完全可以叫个“贝德拉”之类的女人名字，他是把做毛线活的好手，身上穿的毛背心就是他自己的杰作。关键的是，对于衰老，他怕得要命。　

　　
　



双排扣西装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禅只有两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两年中放置的四枚却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变本加厉，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弹，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来，他的炸弹炸死了人。同时，他向报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已经成为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而成为值得正视的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他存在于世，就应该将其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正是迫使芬尼控长急匆匆赶来向布鲁塞尔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学时专修过精神病学，布鲁塞尔则是精神分析学专家。两个人，从同两种学科，代表着两大营垒，而这南大营垒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样看来，芬尼敢于破除门户之见，谦逊好学，确是令人钦佩。　
　　布鲁塞尔仔细审阅了“炸弹疯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没爆炸的炸弹照片，然后提出了第一个推恻：F。P。可能是利用职业之便制作炸弹，也可能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的恶作剧。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个男人所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制作炸弹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鲁塞尔接着说：“他大概以为他患慢性病应当归咎于爱迪生公司。渐渐地，他又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对他的不幸负责。如果某人确信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烦，便可以认为他有偏执狂的某些特征，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紊乱病症，患者总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幻觉和错觉，而他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却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偏执狂有潜伏期，在这一期间，病势发展缓慢，不易察觉，35岁以后，病状急剧加重。罪犯从放置第一枚炸弹迄今已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的年龄应在40岁以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可能。　
　　“说得更清楚一些，偏执狂患者通常过于自爱，以此保护‘自我’。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承担责任，而执拗地认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个案子中，罪犯便是对爱迪生公司怀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觉与错觉日益加剧、延展，直至彼及到纽约全体市民和整个社会。诚然，他在爱迪生联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这番推理的出发点未必不正确，他的失误，仅仅在于无凭无据地断定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执狂症形成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患者以后的推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因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发达的人。根据罪犯的笔迹着，他象是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执汪症，我已经讲四种可能。”　
　　布鲁塞尔侃侃而谈，在座的警察们听得入了迷。　
　　“如何发现偏执任却是一件难事，”布鲁塞尔继续说，“患者的表现无异常。他行为谨慎，自以为完美无缺，决不会贸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议的事情。刑事档案里不可能有对他的记录，医院和疯人院更与他无缘，原因很简单，一个自以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国精神病学家柯尔会奈的理论，85％的偏执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径运动员：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犯身材均称。不胖，也不瘦。”　
　　布鲁塞尔又看了一眼罪犯写的信。这些信用词准确，字体清晰，给人以严谨、整洁的感觉。他又说：“第六个可能：罪犯肯定是个表现出色的职工。他按时上下班，工作无可指摘。他穿戴整齐，天天剃胡子，过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时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国人的语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国人之手。‘卑鄙罪行’有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风的意味，那个时代荒诞不经的小说里充斥着这类词汇。再比如，他写的是‘爱迪生公旬’，而美国人只是简略地称呼该公司的缩写。由此可见，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