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与异-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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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其刚充满敬意地问：“你后来是如何排除李琳的呢？”
“我作了各种假设。在火车上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担心李琳会出事，因此对她采取了监视和保护的措施，但是还是出事了。当我看到李琳被高高地吊起，我就排除了对她的怀疑。因为咱们并没有当面指认她是杀手，没有说过激的语言，只是随便找她谈谈话；种种迹象也表明——整个谋杀过程是非常严密的，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这说明杀人凶手经过了深思熟虑；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能连杀两人，这也说明凶手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同时对李琳的调查，也让我了解了李琳不是个脆弱、敏感的人，这样的人会像陆原的结论一样——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在李琳自杀的现象，还有几点能排除她是自杀。一是在她的桌子下面地板上，有清晰的皮鞋蹬地磨出的痕迹，这说明她在那里进行过挣扎——桌子玻璃板上提取的她双手撑着的痕迹，说明她挣扎着要起来；二是她脖子上的抓伤，上吊自杀的人是不会抓伤自己的脖子的；三是用来上吊登高椅子，如果是一个高凳子，她自己能往前或是往后蹬，凳子就会往前或是往后倒在地上——而那把木椅子椅背朝下倒在地上，这说明她是往前蹬的，不是往左右两边蹬，无论她往那个方向蹬，都不能把那把木椅子蹬倒，这是常识问题，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可试一试；第三点就是打的绳结，生长在城市的李琳是不可能打出农民惯打的结扣。”
“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杜其刚急切地问，“你说林巧妹用吊滑轮把李琳吊起来，她应该先把吊滑轮挂在门上窗扇上的铁把手上，吊滑轮上有铁钩是吧？把铁钩挂上，把绳子穿过铁钩下的轮子上，再把她拉上去。当然，她比李琳要重的多，而且是农村来的，有力气把她拉上去，可是如何取下吊滑轮呢？因为穿过绳子的滑轮的两侧不是螺丝，而是铆死的呀？”
“对呀，”何敬礼也一脸的茫然。“我和大嘴一样也想不通，不用滑轮，铁把手会卡住绳子拉不上去，用吊滑轮很省劲，可是绳子如何取下来呢？”
李大军看着老孙，“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很简单，”老孙很得意地说，“先把吊滑轮挂在铁把手上，用另一根绳子穿过滑轮，系在那根用作制造李琳自杀假象——已事先套在李琳脖子上的绳套上，拉动吊滑轮上的绳子，把尸体吊到恰当的高度，然后系在铁把手上，再把李琳脖子上的绳子拉紧也系在铁把手上，最后松开吊滑轮的绳子，这样吊滑轮不就取下来了吗？”
“嗨！”杜其刚咧开大嘴，一拍桌子，“那么简单，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
“所以我刚才说，”一干笑着，“人们往往会犯低级错误，忽视简单的事物。”
服务员端上一盘凉拌豆腐，一干拿起筷子。“来来，这个菜不错‘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赶快说。”
“你是什么时候怀疑她的？”何敬礼问。
“是我和老孙从泰安回到京西宾馆的那天晚上。第一次从泰安回来，证实了李琳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次和其刚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到底能用多长时间？林巧妹能利用多少时间？但是并未重点怀疑她，也没形成明确的思路。我一直找不到她杀人的动机，直到大军从上海打回电话。在此之前我交给大军一个特殊的任务，在上海调查刘祥的同时，对林巧妹也展开调查。”
“你是怎么知道戒指的事呢？”杜其刚问。
“在殡仪馆，我注意到陆原的戒指，同时也注意到林巧妹没戴戒指——这不符合当前的时尚。我推测整个戒指不可能掉在现场，一定是缺少戒指上最重要的东西，这极有可能被钢丝或是电源线弄掉的。于是我就到京西宾馆去找，虽然没有找到，但是我获得了其它一些收获。比如说刘祥的二万元钱被服务员拿走，还有装假身份证的信封留在了现场，后来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把它扔掉了。就像我说床上有她的毛发，咱们有一套先进的鉴定毛发掉落时间的技术一样，玩了一个小手段，说信封上有她的指纹，我说的这些她都当真了，也摧垮了她的心理防线。”
“原来是这样，”何敬礼恍然大悟道，“我说呢，我当时都傻了眼，想不通怎么我不知道这些事呢？”
老孙指着一干对何敬礼说：“这是他贯用的小把戏，登不了大雅之堂。不过倒很管用。”
“你怎么知道她的戒指在手包里呢？”杜其刚又问。
“直觉，”一干说，“仅仅是直觉。”
“你怎么判定杀刘祥的凶器是自行车闸线内的钢丝索，”何敬礼问，“杀李长进的是电源线？”。
“自行车闸线不是我说的，”一干看了老孙一眼。“是老孙说的。但我认为一个女人没有比用它来作杀人凶器再好的东西了，因此我怀疑是车闸线，但是不能确定就是车闸线，所以那晚我对林巧妹玩了一下文字把戏，我说——‘更确切地说是一根像自行车后闸线一样的东西’，老孙的验尸报告也指向这一点。杀李长进的凶器，应该是就地取材：一个是杀李长进是偶然事件，凶手没有事先准备；另一个就是凶手职业性的选择，她在飞机上就想到了宾馆里有各种电器，因此决定用电源线杀人。在武汉翠湖宾馆，小何睡下后，我又到凶案现场去了一次。你们注意到没有，各地的标准间里的陈设千篇一律，在翠湖宾馆我注意到了与济南京西宾馆的不同之处，也许是由于长江水不好喝的原故，房间里的水是瓶装水，咱们这里供开水，房间里是服务员用暖瓶送水——武汉是饮水机，饮水机上的电源线是活的，可以拨下来，我在饮水机电源线上发现了擦痕，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已经估计这根电源线可能是凶器，后来发现李长进脖子上的三道划痕，我就断定原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三道划痕正是林巧妹杀死李长进后，拉出电源线时，三相插头划的，轻的两道是短的两个划的，重的一道当然就是长的划的。你看，这也是很简单的事。”
何敬礼抑止不住兴奋，问道：“林巧妹乘坐的车次，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也很简单，不过我却费了不少神。武汉机场没有出现假身份证，说明她没有再乘飞机，一定是乘火车走的。李长进死亡时间是12日凌晨2点左右，从武汉西行北上和从济南西行南下，两条铁路在四川北部广元汇合，并且要提前到达广元车站，在那里等待52次特快，她只有乘坐凌晨3点10分长沙经武汉至成都的67次特快。9月16日下午3点零5分，李琳在家里接到天桥南段的公用电话亭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唯一的解释就是林巧妹打来的，查一下火车时刻表，成都北上过济南的列车，只有两列，这两列到济南的时间，正好是下午2点40分和晚上9点20分，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老孙终于掐灭烟头，不再制造污染了。“你刚才谈到李琳自杀现场的3点疑点，”他说，“由此推断她是他（她）杀，因此当我给你看遗书的时候，你就断定是假的。后来其刚要求鉴定一下，你不同意。虽然鉴定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我有许多疑惑，你说说你的看法。”
一干这时已被伙计们的情绪感染，经老孙一问，情不自尽地大笑。“老孙，你原来总能在关键的时候为我指点迷津，这一次也是一样。但是在遗书这个问题上你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智慧来。咱们先回顾一下遗书是怎么写的：‘该死的已死，不该死的也该死。我自愿一死，解脱我之罪恶，与别人无关’。既然李琳是他杀，那么遗书必定是假的；假使说李琳真的是自杀，假使她真写了遗书，会这样写吗？我们不谈李琳的个性，从一般人们的心理状态来说，要么不写，只要写就不是几句话的事，而是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露出当事人的真实情感和心声，也只有当事人在绝望中，在临死时，在特定的情感支配下，才能做到。这篇遗书不是，把它与李琳联系起来，它是那么苍白，那么平淡——仿佛李琳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同时又是愤世嫉俗的人似的，这不符合李琳的心理学轮廓。不仅如此，我看不出这是一篇遗书，伙计——倒是象你给孙子买的谜语一样。”说着一干又笑起来。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一干接着说，“‘该死的已死，不该死的也该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即是遗书为什么不说明呢？让后人去猜吗？如果让后人去猜的话那么写遗书干什么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篇遗书的真实性就令人怀疑。咱们还是看遗书的字面意思，当看到这篇遗书后，它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刘祥和李长进。从顺序上来看，前面说‘该死的已死’，后面说‘不该死的也该死’，从刘祥和李长进死亡的顺序看，刘祥在前，李长进在后，于是自然而然地让人认为‘该死的已死’指向刘祥，‘不该死的也该死’指向李长进。在这里要提出几个问题，刘祥对李琳来说真的到了‘该死’的地步了吗？两人真是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这么严重吗？李琳杀刘祥的动机就是为了那20万元吗？对李琳来说20万元她几年就能赚到。那么他俩有暧昧关系怕影响家庭吗？李琳是那种看丈夫眼色过日子的女人吗？李琳是那种为了区区几万元钱甘让男人胁迫的女人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刘祥对李琳来说没有‘该死’的必要，更没有‘该死’的不可调的前提条件。
“那么遗书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两个原因形成了这篇遗书。一是它是另一个人的心理的真实反映，另一个人把刘祥恨之入骨，不杀之不解恨、不杀之就会毁掉自己的即将得到的幸福，这个人就是林巧妹，于是她就不知觉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心理写出来了。同样，她认为李长进不该死，但是李长进破坏了她的计划，必须杀了他，所以就成了‘不该死的也该死’的人。正是因为遗书中出现了‘不该死的也该死’这句话，我就推测出了她伪造的这份遗书是第二份。她原先准备的遗书是没有这句话的，我推测第一份遗书的内容应该是：‘该死的已死，我自愿一死，解脱我之罪恶，与别人无关’这几个字。当然……”一干看着大家，哂然一笑。“第一封遗书的真实内容，咱们恐怕永远无缘一见了。”
“第二个原因是她模仿李琳的字体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你们知道她是以什么为蓝本模仿的吗？就是李琳写的那份‘入党申请书’。你们不觉得遗书的词语很眼熟吗？想想看，申请书会怎么写，是不是‘我自愿……’什么、什么的。在这篇遗书中，除了‘脱’字以外，都能在‘申请书’中找到范字——‘我自愿加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出生入死……应该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罪恶的铁蹄下……解放了全中国……说明我还不够条件……我一定要……与同事的帮助，领导的关怀……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不是每个字都能在申请书中找到？只有一个例外——‘脱’字没有——是她自己的真实字体。”
“太精彩了，”何敬礼兴奋叫起来，“真是听君一分析，胜读十年书。每侦破一个案子，跟着你就学到一些东西。这个案子告诉我，不要忽略了最普通、最简单的事物，往往侦破的关键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看似最平常的现象，再一个就是不要犯低级错误。”
听到何敬礼的总结，大家都笑了。杜其刚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问一干：“你说刘婕案发当日和咱们在京西宾馆的那个雨夜她去了那里？”
一干神秘地笑了笑，“我怎么知道她去了那里？也——许——你比我更清楚吧。”
“我比你更清楚吗？”杜其刚迷惑地看着一干，喃喃道，“我怎么会比你……”
刘婕到底去了那里呢？也许一干知道，他只是不说罢了。
（完）
200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