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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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
　　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让阎鸿唤当市长的。“阎鸿唤是个实干家。”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他没有看错，阎鸿唤上任三年，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他骄傲，对老同志、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常常自以为是，过多地抛头露面，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
　　思绪万千，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要谦虚、多听指示，少表现自己，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不要先讲出去，等过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
　　他走着走着，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丝毫没有。只是问他知不知道，阎鸿唤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甚至这个电话，都很难说没有别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暗示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不主动找我，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助长他的得意情绪，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高伯年绝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他应表现得很轻松，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转过身，踱着方步往回走。
　　还没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阎鸿唤，否则，他放心不下。他转过身朝大门口走去，他估计阎鸿唤六点半钟将出发，他就在那儿装作无意蹓跶与阎鸿唤开出的汽车偶然相遇，然后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给阎下达“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随时想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门口，也没有听见盼望的声音。守卫的警卫战士向他敬礼。
　　“换岗了？”高伯年亲切地问一个战士。
　　“没有，七点钟换岗。”战士回答。
　　“这么早就把大门打开了？”高伯年随便地问，他有意消磨时间。
　　“阎市长五点半钟坐车出去了，我们就没再关门。”
　　什么，走了？高伯年心中一凉。五点半钟，就在他每天准时睁开眼的那个时间，阎鸿唤已经出发了。
　　“今天首长都起得这么早。”战士说。
　　高伯年无心再答话，只是咧着嘴对战士笑笑，转身走回去。
　　刚走上台阶，沈萍迎出来：“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她的眼眶发青。
　　“你找我干什么？睡你的觉去呗。”高伯年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叹口气：“张义民昨天晚上十二点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谈得怎么样，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这事，你得问问义民。”
　　“我不管！”烦事加烦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来，径自走进那扇玻璃门。
　　沈萍跟进去，她当然不知道电话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没合眼。
　　“你发什么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是为高原的信，为信里提到的那个人，那张相片。”沈萍大声喊起来，她了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让他，他越来劲，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说些什么，没轻没重的，让人家听见。”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调降了下来。
　　“小婕的事交给你办，你找张义民谈，他要不通，你负责。”沈萍又开始给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维护高伯年的尊严与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单位里总是装作对市委内部和领导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这样做赢得不少群众的尊重，觉得她这个人不爱炫耀自己，谦虚，反倒对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人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也跟市民们一样有个户口本、粮食本、副食本、煤本吗？他们买衣服买鞋也到商店自个儿去买吗？……利华别墅的生活对市民们是一个谜。
　　高伯年是不是个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知识分子，自然经济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辈则全是一色的庄稼汉，他这辈儿除了他，仍是一色的农民。前十几年，每个月高伯年都要给老家寄钱，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老家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乡下就要来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他们这里吃大户。开始，她还能做出一副笑脸，后来，就只好摆出一副冷脸。冷脸仍挡不住那些人来。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高伯年的什么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厅的地毯上，她忍无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时的朋友一齐撵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便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军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脸上。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肿起来的面颊，眼泪流了下来。她把婚后的一切不满都化成恶毒刻薄的语言嚷了出来。嫁给他，有什么好的，她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高伯年的一个附属品，一个装门面的夫人，她忍无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门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请离婚。
　　高伯年拦住了她。
　　他不能让沈萍把家里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这个领导还怎么当？他的面子朝哪儿摆？于是，他让了步。
　　他给老家寄的钱由每个月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乡亲之大不韪，写信谢绝来人。结果，高伯年虽然没有当成孝子，乡下亲戚们也没有因此饿死的。沈萍从道理和实际上获胜了。高伯年也只好彻底服输。这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老家渐渐地不再要钱了，这个问题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里仍有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这老头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儿。
　　他出了一次国，别人至少都给家里带回些家用电器，即使没带回彩电也能带台收录机，可高伯年却只带回一条英国烟。气得沈萍直骂他“假马列”。
　　堂堂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电气化程度还赶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里还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轻工业局给市委送来一批本市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全声道立体音响，按内部“试销价”卖给市里部长以上的干部，只收个成本费。高伯年不仅自己不买，而且一个批示，将东西全部退回，在整党时还抓了那个局长一个不正之风的典型。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众为高伯年竖大拇指，觉得党风好转有了盼头。但一些干部，当然也包括沈萍，心里挺别扭，别人不敢说，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沈萍见他不说话，又动了气。
　　“这孩子太气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话。
　　“你不气人？孩子随你，子不教，父之过，谁让她有你这么个爸爸。”
　　高伯年瘪了壳：“好了，好了，回头我找义民谈谈。”
　　沈萍这才松了口气，一点支撑力没有地倒在长沙发上：“这个家呀，真让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没合眼。”
　　“你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私事，一点党的事业心都没有，心胸狭窄，你睡不着觉，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毫无价值。”
　　“那么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气地嘟囔着。
　　高伯年这才感到自己昏头涨脑，嘴唇和手指也有些发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压高，他得赶快去补一觉。
　　他缓步走出客厅。


　　　　三

　　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在公路上急驰。早晨五点半发车，只用了十分钟，汽车就开出市区，驶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时速计算，阎鸿唤可以六点半出发，但问题在于市里交通拥挤，晚出发一小时，赶上“高峰”，也许会耽搁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来，中午前可以赶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长徐克，三点半到中南海见总理，时间安排得很从容。
　　“十一点钟能进北京市里吧？”阎鸿唤问司机。
　　“没问题。”司机瞄了一下车上的表，知道市长又有意要他提前一点，他把油门踩到底，汽车飞一样地驰去。　　阎鸿唤放松一下，头靠在座背上。他们都互相摸透了脾气，司机知道市长一坐上车，就恨不得车飞起来，他问十一点能进北京吗，就是告诉他，十一点前必须到北京。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总理接见，是阎鸿唤自己写信要求的，他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和他约定了汇报时间。中国老百姓现在仍普遍认为当今政治、实权还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领导层中间，“背景”的能量也是相当大的。他没有根子。要说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里树起的劳动模范，当时，徐克和高伯年接见了他。现在徐克退居二线到了中顾委，但和他这个市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高伯年是现任市委书记，从职务上，党政两巨头属平级，但高伯年自恃是阎鸿唤的老领导，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觉地包办市政府的工作。阎鸿唤越来越感到这个“根子”对他简直就是一根“绳子”，束手束脚，捆得你挥不出拳头，迈不开腿。他建电厂工程中就被高伯年无休止的干预弄得哭笑不得。其实按阎鸿唤的计划办，电厂一年就能完工。现在花了两年的时间，高伯年还认为既快又省。理没法再说清了，真理失去了检验的机会，谁会承认这个真理存在过呢？现在，一个宏大的市政整体规划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马，他不能再像电厂工程那样窝窝囊囊地干。他这个人不习惯按常规惯例去思维，他习惯创造奇迹，习惯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当过公司经理，当过工业局的局长；在每一个台阶上，他都创造过奇迹。如今，他要让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变成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设史册上留下这座城市的名字。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狂妄的设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发了。
　　三年前，他刚刚当了一个星期的市长。
　　摆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国务院文件，对外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没有他们城市，理由很简单：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经贸委的一份报告，仅有的两项议项合资项目，经外商来市实地考察后，均因环境问题，解除先约，拒绝投资。
　　“大参考”转登一条消息，某国际卫生组织来华考察，认为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
　　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半个华北，震毁了这座城市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简陋的防震棚，简易的临建房，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个角落。市政规划部门控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