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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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怎么你啦？你总和他过不去，我看你嫉妒他。”
　　建华扯开话题，拍拍手：“算啦，来帮我给宝柱家搬去。”
　　“我不管。”
　　“那我去找宝柱。”
　　“我不让你去。”张义兰跳下地，横在门框中间。
　　他知道她又犯了小性。他是看着义兰长大的。他还记得那一天。他九岁，正读三年级，和义民一块放学回家，正看见义民爸瘸着条腿倚在院门口。
　　“爸，我妈生了吗？”张义民问。
　　“生了。”义民爸皱着眉，“一个丫头片子，顶不着多大用，就是添张嘴。”
　　这张嘴，就是张义兰。
　　义兰小时候胆小，建华老爱吓唬她，他一瞪眼一咳嗽，她就没命地撒丫子跑。义兰现在还说，她额角那块小小的月牙疤就是被吓得乱跑时，在墙角磕破的口，建华可一点不记得了。他下乡时，她才九岁，他对那个瘦瘦小小的闺女根本没印象。
　　如今张义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姑娘，白长了一张俊脸蛋，二十八岁了还高不成低不就的找不到婆家。建华认为这是因为她“扯”，越扯越找不到婆家，越找不到婆家越扯，恶性循环，一晃成了老大难。当然，这是建华私下的看法，义兰并不知道，她走到街上，“回头率”挺高，所以她对自己挺有信心。她这会儿见建华不再撒丫子跑了，叉腿叉腰横在门口。
　　“别捣乱了，该回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建华对她气不得，恼不得，无可奈何。
　　“那你坐下，我告你个事。”她命令他。他坐下来，看看她。她浑身汗淋淋的，薄薄的连衣裙贴在身上，线条分明地向他发出诱惑，他垂下眼睛。
　　“说不定哪天，我就搬家了。”张义兰盯着他的脸。
　　“早听说了，要搬到对面大楼去住。”建华脸上淡淡地说。
　　“走了，就见不到你和小蒙蒙，还有杨大娘的面了。”
　　“不就隔条马路吗，有工夫到胡同里瞅瞅，谁还能吃了你？”建华还是不开窍。
　　“你吃我吗？”义兰希望能在墨盘里找出一条细微的裂缝。
　　“我没工夫吃你。”建华一脸子不耐烦。
　　得，一个严丝合缝的大闷罐，一点亮也没有。
　　“我真搬走了，你可带小蒙蒙到我那儿去串门啊。”
　　“还不定有空没空，到时再说吧。”
　　“你……”张义兰心里一委屈，眼就红了。
　　建华也觉得话说得太过头儿。他恨义民，可义兰没招他惹他的，拿她撒什么气？
　　“怎么啦？”他打岔道，“你搬出普店街就美得要掉眼泪？”
　　“少胡扯。”张义兰狠狠地说，霍地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告明白你，我恨你！活该你离婚，打一辈子光棍。”
　　她扭身走了。
　　建华松了口气。




第　三　章

　　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
　　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
　　他当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张燃尽的纸，连灰烬早晚也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平静。不怕外界的风和雨，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负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不愿意再有一个人和他“共苦”。当然，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么现在，是该“同甘”了吗？死去的她没能与他“同甘”，为什么要另找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徐力里？与他“同甘”的人应该与他共过“苦”。
　　“徐力里同志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很多不幸，你们会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术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终是这句话让他点了头。
　　受过苦的人，至少跟他会有共同语言，可是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不愿意让关心他的领导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过去，连见都见不到的人物，现在不厌其烦地找他，固执会让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会让人误解落实政策翘尾巴，会让人误认为他对党有成见。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心肠也软。他热爱党，在一些青年人已经不屑入党的时候，他在入党宣誓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尊敬市委书记徐克同志，由衷地敬爱。六五年他亲耳听徐克同志在人民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徐克同志讲：“对知识分子，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是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重在表现……”这些话温暖了他的心。他感动极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虽然那次讲话没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志这段话。就为了这段话让他走进徐克同志的家门他也是情愿的。毫无办法的是他对照片上那个冷若冰霜的徐克同志的女儿没有一点好感。
　　但他仍然点了头。对他来说，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结婚了。
　　对方又等了一百天才点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即使他点了头也可以再摇头的。
　　世界上竟有一个女人跟他一样对此事要想一百天，却并不要求见对方一面。
　　新婚那天，他们两人从徐克同志家回到他那幢小楼，原来相距不过几百米。
　　走进他草草收拾过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当他和她单独在一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时，他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无法镇静在如火如荼的燃烧中，如醉如痴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