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纵览-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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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未来学和科幻文学的当今境遇都是类似的。科幻文学至今没有被主流文学接纳。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整体上一直走下坡路。命运相仿，未来学到现在也是一门“在野”的学派。虽然在西方国家，许多大中学校将未来学作为选取修课。但在正统科学界，未来学的地位仍然不高。

传统科学将可检验性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未来”正是一个无法检验的研究对象。在笔者读大学的八十年代，未来学在大陆的媒体上和出版界曾经热闹一时。但在笔者试图为写本篇文章收购买资料时，却发现各大书店里已经没有未来学方面的出版物了。至于未来学的名家，现在仍然是托夫勒等老人在周游世界。说明这个“年轻”的学科还没有长大，就开始衰老。

到了七八十年代，凭借个人智慧，单打独斗式的未来学研究逐渐被专业化、系统化的大规模未来研究所取代，演变出了机构性的“科技预测”、市场预测、职业趋势预测等等。

宋健先生的这段话完全能够为科幻文学和未来学的关系作一总结：

“人类有理由为过去４００年的科技成就和文明进步自豪。文学家们激扬文字，放歌而贺。未来学家以其非凡的想象力，畅想着瑰丽的未来。科幻作家创作了引人入胜的神奇故事。科学技术界也有人把酒临风，逐流舞墨，为作家们的畅想提供证据。文学艺术生动活泼地绍介科技成就，提高了人们的科技意识，功不可没。科学与艺术气质相通，矢志相同，从同源出发，各选隘路向高峰攀登。”《制造业与现代化》光明日报2002年9月2６日

当然，毕竟分属于科学和艺术，科幻文学和未来学也有本质的不同。科幻小说经常描写千万年后或者上亿光年远的故事，而未来学家们通常不研究五十年以后的事情。这种谨慎性使之更接近科学和现实，而与各类“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未来预言划上了界限。这体现了未来学家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倾向。可以说，未来学是在浪漫主义的表面下包含着实用主义。而科幻小说正好相反，尽管细节描写追求真实，但它的基调仍然是浪漫的。“小说为了美学的目的可以大量引入非现实性和可能性，未来学却没有权力这么做。”　注二：《英国的未来学研究与科幻》，（英）布赖恩斯坦伯福尔德，摘自《九七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

另外，大部分未来学家缺乏文学技巧，所以只能用学术专著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同样，大部分科幻作者缺乏学术能力，虽然在作品中有一些预测的灵感，但毕竟还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包括中国在内，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的交流并不广泛。中国科幻作家参加中国未来学会的人寥寥无几。

再者，对于学者来说，要求有自己独立的发现。在一份学术作品里，哪些是自己的发现，哪些是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有明确的注释。而对于文学作者来说，他有权用艺术手段表达别人的思想观点。许多科幻小说中的预言，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它们是作者的原创，还是当时其他某个人的想法。但能够用艺术手段表达这些预言，使其超过狭窄的专业人士的圈子，为社会大众所熟悉，这正是科幻作者的工作价值。

第二节：科幻小说与“未来意识”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结尾处，叶永烈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小灵通”为了研究未来市的来历，进入未来市图书馆，机器人送上一本厚厚的书，名叫《未来市的历史》。这本书的前七页提纲契领地概括了从十几万年前开始的“未来市简史”，接下来便全部是空白，“甚至连书角的页码也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情节，《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只能算是技术预言的汇编集子。这本留出无数空白的“历史”陡然将作品的境界和价值提高了一大块——它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用艺术手法描绘了“未来价值观”，或者“未来意识”。

科幻文学和未来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本上讲是两者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共同性。它们共同提倡未来的价值。“……科幻小说亦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未来重识」，使人们认识到，明日的世界将不会是今天世界的简单延期；要保证明天不会步向灾难，必须今天便作出努力。”（李伟才《发扬科幻小说的批判功能》）

在科幻作品里，“未来意识”的基础便是科学精神。遍数当今的社会力量，科学几乎是最重视未来的一种。人类对未来的预测由宗教迷信发展到科学推导，更是科幻作品产生的重要前提。

科幻作品对未来的重视，也根源于科幻本身的特点：“科幻小说侧重于人对未知世界（宇宙、人、生命等等）的形象探索，侧重于幻想，侧重于科学哲理式的思辩；而人类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过或正在经历过的具体事件，由于其本身已经鲜有幻想的成分，读者无需借助科幻作家独特、神奇的想象，完全可以通过历史教科书、通过主流文学作品来认识。”（姜云生《科幻写作杂说》转引自《科幻时空》99、2）

另一段文字更为简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来不像过去，已经被刻成碑文不可改变。”（《与未来全接触》，《科幻世界》98、12）面向未来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科幻艺术的能动性。

其实，抛开其思想价值不谈，“未来”本身就是有趣的。确实有一部分科幻作者从“有趣”这个角度出发，将未来意识带入科幻文学：“我觉得科幻小说能够探讨某些现实所未发生，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未来一直是引人兴趣、引人遐思的，写作科幻之际，作者一笔在手，便进入光怪陆离的未来世界，对于作者也是一种新奇的感受与满足。《台湾科幻小说大全》501页”

并非只有科幻作家在提倡未来意识。从读者角度，科幻文学的未来意识也扎根在深厚的土壤上。可喜的是，科幻文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一个年轻而敏锐的群体，他们对于主流文学中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内省多少有些厌倦了。他们知道，不管是个人还是个人所在的国家或民族，最最重要的不是过去，甚至也不是当下，而是未来。而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人文和伦理精神，科学知识与精神是一个更重要的基石。科学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向未知世界。——阿来《锋线科幻系列》前言，作家出版社出版

第三节：今日中国与未来价值观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未来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当前中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合拍，是一种冲击和批判的力量。下面两段论述分别出自大陆和台湾科幻作者，但内容却惊人的一致，足见民族文化的共性所在：

“反思中国文化，很大成分可以说是向后看的文化。中国大地上，近年崛起多少的西游记宫、封神演义游乐园、历史人物蜡像馆，都是这种文化思维定势产生的结果。就拿成都市来说，耗费巨资修建了‘惊奇迷乐大世界’、‘水泊梁山’。其结果门可罗雀。……科幻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它将把中国人的目光牵向未来……”（《中国最新科幻故事第二卷前言》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投资意愿非常非常低落。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寺庙投资反而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加上武侠小说盛行，大家都很想逃避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里。我们目前解决经济问题，工业无法突破的问题，跟我们缺乏科幻精神有关——我们没有前瞻的精神。我们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没有人想到未来，就只想逃避、发牢骚，这可能是我们科幻小说家的责任。”（黄凡，《科幻小说座谈会发言》，转引自《台湾科幻小说大全》473页）

但是，预言未来只是发达国家里学者和科幻作家的专利吗？不！让我们读读下面的描述吧：三个红宝石色的球体悬浮夜空中，发出怪异的冷光。眼前景色恍如以珠宝镶嵌而成，一座太空时代尖塔屹然耸立。那尖塔巨大、若隐若现、透着神秘，像是外星上的奇观。

《参考消息》2002、11、23第八版这段文字写的是什么？是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奥利芬特的美国游客，他真实地记录了目睹这座巨塔时的感受。它不仅是宏伟的，也是令人神往的。今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令世人惊叹的，已经不仅仅是长城和故宫了。

中国当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但回顾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却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再没有哪个地方，那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城市乡村和每一个人的面貌都被彻底更新了，并且还会继续更新。未来，这份比金钱重要得多的财富，正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富有的。

科幻小说是描写变化的文学。在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地方，在世界上最需要关注未来的地方，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科幻作家在自己的笔下描绘出更宏伟，更奇妙的未来世界。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十章：科学传播与科幻文学

第一节：从“科普”到“科学传播”

第二节：科幻文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第三节：建筑跨文化之桥

第四节：为什么不是“科学小说”？

第一节：从“科普”到“科学传播”　

科幻文学与科学普及几乎有天生的血缘关系。凡尔纳的作品最初经常发表在青年杂志上，作为教育和励志读物。世界上第一本专业科幻刊物《惊奇故事》，前身就是一家电器爱好者刊物，类似于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第一流的科幻大师，如凡尔纳、威尔斯、克拉克、阿西莫夫等人，经常同时创作优秀的科普读物。象阿西莫夫，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普作家。

但是，象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还很少见：最早一批科幻作家完全出身于科普作家行列。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幻作品被视为科普读物来规划、创作和管理。尽管现在大陆科幻文学已经算得上自立门户，但它与科普的关系仍然无法扯清。今天，各地的科普出版社仍然是出版科幻读物的主力出版社。而研究科幻文学的文字，基本上也只发表在科普刊物上，而绝少发表于文学刊物。

“科普是科学普及的简称，它指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外所有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包括出版、展览、讲座等。田松《从普及到传播，从信赖到理解》

科普不仅仅是科学界的事。在现代社会里，它也是一种国家行为。现代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竞争，是国民科学素质的竞争。至少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是认同这个道理的，并且将科学普及纳入国家行为的轨道。在中国的《科普法》中，明确地提出“科普是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科普事业是国家的长期任务。”

不过，科学界的一些人士已经指出了科普这个概念的缺陷：在科普这个概念下，科学天然地具有正的形象，具有正确、高明、有效等正的含意，甚至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有一个至今仍经常出现的词组“神圣的科学殿堂”，就表明了科学在日常话语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地位。在这种语境下，科学只能是人们崇拜、学习、遵从的对象，不能是批评、怀疑和亲近的对象。而人们所能够学习和遵从的当然是具体的科学知识。“（同上）

在此基础上，这些人士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刘华杰为科学传播下了这样的定义：科学传播指除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以外的其他所有科学活动过程，包括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向广大民众的传播。狭义的科学传播专指后者。（《面对国家利益与民众需求的科学传播》，《光明日报》2003年5月13日）

他进而分析了科学传播和传统科普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包含了递进的关系：传统科普建基于小科学的基础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同上

科学传播事业以“公众理解科学”为目标。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对具体知识的普及只是科学传播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制度化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播当然地要由学校教育完成。传统科普就是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学校教育无法分清界限，从而使自己主动地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同上）

田松认为：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中，科学是可以理解、需要理解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必须接受的知识。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说过这样的话：“要能欣赏一门科学，并非得对科学有通彻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就，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劳动。”　《现代科普理念》　田松

另一位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科学普及，我主张，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来整合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新世纪科学普及事业。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科学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功能在变化，科学普及的理念也在变化，由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第二，政府和传媒的介入，使得科学普及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由少数人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社会立体工程。”　（《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是关键》，原发表于《上海科坛》2002年第二期，《科学时报》2003年1月19日科学周末一版全文转载）　

总得来说，科学传播代表了一种新理念，它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而是代表着传统科学普及工作新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