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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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双胞胎是左撇子，但总人口中只有10％至12％的人是左撇子），一些研究孪生现象的专家推测，许多左撇子是双胞胎胚胎中存活下来的胚胎。
最熟悉的陌生人（6）
不过，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两个胚胎合为一体，一个孪生胚胎与另一个孪生胚胎合并，形成一种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这类嵌合体拥有狮头、羊身和蛇尾。与这类命名为凯米拉的怪物不同，人类嵌合体只有通过DNA检测或血液检测才能发现。这些检测表明一个人常常有两种血型。
但是，由于同卵双胞胎血型相同，要从新生儿身上确定原来母体内是否有个同卵双胞胎和她在一起，几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围是迷宫般的纸板箱，人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样收集到这么多废品。书籍和装满旧衣服的垃圾袋四处堆放着，似乎召唤着人们去翻找、整理。
我们搬到布鲁克林的新公寓才刚刚一个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间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我想象着自己有一套禅堂式的房子，里面家具不多但很雅致。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我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比这乱得多。
这是2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依稀可见。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丈夫艾弗还是把女儿杰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车把她推到附近操场上玩。这样，我可以专心干眼前的工作。我已宣布在两周后女儿过两周岁生日之前，把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给女儿过生日，不仅可以展现杰茜刚学会的走路和说话技能，还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审判日。我们决定离开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村，搬迁到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布鲁克林斜坡公园时，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杰茜的生日聚会上，那些来自东村的朋友将有机会参观我们的新居，讲些我们如何上当受骗的消息。
我过腻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我经常出没于电影试映、艺术节开幕式和深夜聚会等活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举行喧闹聚会而出名。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形形色色，有独立制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摄影师，还有摇滚乐乐师。我记得一次狂欢会特别热闹。正当一群全身戏妆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退场时，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和他的舞伴却戏剧性地登场了。
艾弗和我曾经认为在东村养育儿女是冷静的象征。与其他不愿在郊区（我长大的地方）抚养孩子的家长不同，我们以生活在郊区而自豪。我们通常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不再开着小车带着杰茜四处兜风。杰茜经常到破旧不堪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不需呆在后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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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推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很快就会不够用。这套房子位于一栋没有安装电梯的楼房内。我们打算将来某个时候给杰茜生个小妹妹或小弟弟，所以需要更多空间。在我们看来，斜坡公园以维多利亚式别墅和开明居民而著名，该地区房屋墙壁上的涂鸦少，树木多，这些要比东村强。
圣诞前夕，我们搬了家，在火炉边品尝外卖的比萨饼，迎接新年。然而，身居此地，我最担心自己可能成为老套的纽约人：斜坡公园妈妈。在东村，为人父母曾经让人变得勇敢。在斜坡公园，我们仿佛是一群妈妈中的士兵，每个人只要一听到手推车上“小警官”的呼喊，就如同接到命令般马上冲过来。在这个地区，孩子就是非正式入场券。这里，人行道上摆满了双人手推车，咖啡馆里坐满了喂奶的母亲和憔悴的父亲。
我曾努力在居家母亲生活和自由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可是转变角色比我想象得困难。偶尔，我会把脏尿布扔到一边，给不同杂志和报纸写文章。写文章不仅可以赚点外快，而且还可以确保我不至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做母亲的琐事上。
我在杰茜的书架上摆满了她最喜欢的小熊维尼故事书和莫里斯？桑达克的作品。我想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家园。在这个家里，杰茜将有自己最初的记忆。我希望我们能给予她稳定的生活，如同我父母曾给我稳定的生活一样。十几岁时，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循规蹈矩，让人感到压抑。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我可以指望父母给予我支持，如同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布雷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我可以指望妈妈捐款给学校烘烤食品展销会，设计富有创意的万圣节服装，自愿担任童子军的训导。爸爸总是赶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妈妈通常在下午6点准时做好晚饭。
我不会做饭，也不会缝纫，自然也对童子军训导不感兴趣。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达到电视剧《布雷迪家庭》所倡导的母亲标准。我唯一想模仿的是这样一种不变的感觉，即每当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时，他们总是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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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侵（1）
1
索拉纳
她当然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起的，也是她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里用的——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名字——索拉纳·罗哈斯。这是她侵占的人家的名字。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以前的那个人就不见了，根除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她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母亲玛丽·特雷西十七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九岁时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两个孩子都不是婚姻的产物，尽管他们都是随父亲的姓，可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因吸毒受到指控，被送进监狱，后来死在了那里，是被同监狱的一个犯人杀死的，为争一包烟。
玛丽·特雷西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帕诺斯·阿吉拉尔的人，八年中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他弃她而去，跟人家跑了。她三十岁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一文不名，只有八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她只好又嫁人，这一次嫁的是个勤劳可靠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有了女儿索拉纳——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俩唯一的血脉。
在索拉纳成长的过程中，她那些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声称要做各种各样的人，什么运动员、士兵、做恶作剧的、有成就的、戏剧女王、骗子、圣人和万事通等。留给她的只有做个一事无成的人。跟她母亲一样，她婚前就怀孕了，刚刚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个儿子。自那以后，她就一直倒霉。什么事都不顺。挣多少花多少，没有任何节余，前途渺茫。至少她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认为的。她的姐姐们给她安慰，给她建议，训她，哄她，最后彻底绝望了，知道她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她的哥哥们尽管恼火，但发泄一通之后总是拿些钱出来，帮她摆脱困境。她有多么诡计多端，他们没人知道。
她是一条变色龙。她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样子。她跟他们不一样，跟别的人也不一样。她花了好些年才完全觉察到这一点。起初她以为自己的这种古怪能活跃家里的气氛，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对真相有些了解了。其他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纽带她没有。她跟他们的情感不相通，好像她不是人一样。她假装跟自己同年级的那些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像他们一样争吵、流泪、闲谈、傻笑，像他们一样努力做到优秀。她观察他们的举止，模仿他们的举止，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世界之中，直到看起来跟他们一样。他们说话时她插进去，装作对一个笑话饶有兴致，或者重复一遍人家说过的话。她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时候。她不发表意见，因为她没什么意见可发。她不曾表达过自己的愿望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她是无形的——是一座海市蜃楼或者一个幽灵——在寻找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她那些同班同学都专注于自我，不在意别的东西，而她却高度戒备。她什么都看见了，却又什么都不关心。到十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伪装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二十岁的时候，她消失不见的举动变得非常快，非常机械，常常连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她就不在房间里了。她刚刚还在这里的，可转眼之间就不在了。因为她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而且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她都能变成她，所以她是个理想的伙伴。她是个笑剧演员和小丑。人们自然就喜欢她、信任她。她也是个理想的雇员——负责可靠，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有求必应。上班到得早，下班走得迟。这使她好像非常无私，而实际上，除了那些有助于实现她的目标的事情，她是彻头彻尾地冷漠。
在某些方面，她不得不找托词。她那些哥哥姐姐大部分人都把学校念完了，在这个阶段似乎都比她成功。能帮助帮助小妹妹，他们感觉很好。小妹妹的前途跟他们的比起来还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乐于接受他们的慷慨给予，但她并不喜欢当他们的附属。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办法，得到了相当多的钱，她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账户上。最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她最小的哥哥，就是获得法律学位的那个，是哥哥姐姐中唯一一个用得上她的人。跟她一样，他也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倘若值得，他不怕犯法。书包网
非法入侵（2）
她曾经借过人家两次身份，变成过另外一个人。她充满深情地想着自己变过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在思念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老朋友一样；又像体验派演员，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现在是索拉纳？罗哈斯，这就是她现在的焦点所在。她一直用这个新的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用一件斗篷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觉得变成了这个人自己就很安全，就得到了保护。
原来那个索拉纳——就是她借身份的那个人——跟她在养老院的康复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真正的索拉纳——她现在认为是“对方”——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以前学的也是准备拿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持有执照，而她课程还没上完就不得不辍学了。这是她父亲的错。他死了，没有人当她的继父供她上学。葬礼过后，她母亲要她放弃学业找份工作，这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首先找了份打扫房子的活，后来做了助理护士，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如果她在城市学院把课程学完了的话，她是有可能成为持照职业护士的。“对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知道怎么做，但由于她没有相应的证书，所以工资没有“对方”高。你觉得这公平吗？
她选择索拉纳？罗哈斯的方法跟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一模一样。她们相差十二岁，“对方”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她们长得并不像，但在一般人眼里，她们长得已经很像了。她和“对方”的身高、体重大致相当，虽然她知道体重一点也不重要。女人的体重总是在变的，所以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异，那也很容易解释。头发的颜色是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头发可以是任何颜色，可以深，可以浅，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在杂货店的盒子里找到。在前几次中，她的头发从深色变成了金色，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每次都与她本来的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三十岁以后头发就变成灰色了。
过去一年来，她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染黑，直到跟“对方”差不多。有一次，养老院刚来的一个雇员把她们当成了两姊妹，这让她兴奋不已。“对方”是个美籍西班牙人，而她不是。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她的祖先属于地中海民族，是意大利血统、希腊血统，外加一点土耳其血统的混合体——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当她置身于盎格鲁人中时，如果她不出声只做事，人们很可能会以为她不太会说英语。这就意味着许多谈话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好像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实际上，她不会说的却是西班牙语。
上个星期二，她准备盗取“对方”身份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机。星期一那天，“对方”告诉护士们她两周后离职。她报读的课程班很快就要开始了，她想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之前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个信号，是她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由于驾驶证对她的计划非常关键，所以她要拿到“对方”的钱包。几乎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机会就来了。这是生活对她的偏爱，为了她自身的提高，为了帮她发迹，一个接一个的机会呈现在她面前。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即使有，也是她自己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
“对方”看完医生回来时，她正在护士休息室。“对方”去看医生是事先约好的。前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生病，现在正在康复，要经常做些检查。她告诉大家，自己的癌症是神恩所赐。她非常感激生活。疾病促使她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重新排了顺序。她被研究生院录取了，要去学习卫生保健管理，毕业时可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方”把手提包挂在存衣柜上，又在手提包上挂了一件毛线衫。有个吊钩的钉子掉了一颗，摇摇摆摆的没什么用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吊钩。“对方”合上存衣柜，猛地关上密码锁，但没有打乱密码。她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下班时开锁既快又方便。
她一直等着“对方”出来去了护士站，才戴上｜乳胶手套，把锁使劲一拉，存衣柜就打开了，她把手伸进“对方”的包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她把“对方”的驾驶证从透明的隔层里拿出来，把钱包放了回去，干净利落。她脱下手套，塞进制服口袋里。她把驾驶证放在右边鞋底的“斯科尔先生”鞋垫下面。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对方”发觉自己的驾驶证不见了，可能以为自己放在了什么地方。总是这样的。人们常常责备自己粗心大意，心不在焉，很少会想到责备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到把目标对准她，因为她相信在别人眼里她是个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