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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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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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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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