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魂腔 作者:陈先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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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鸡头论”，母鸡往哪边晃，小鸡摇摇摆摆地就全跟上趟了。关键是要抓住村里的鸡头，鸡头是谁呢？一个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村长梅虎，二是村里公认的主心骨梅麻三。梅虎是梅麻三的崽，还敢悖了他爹？揪住了梅麻三，不愁其他户。现在世界上最高明的管理学家都谈鸡群效应啦。呱呱呱呱，这一招肯定灵，又简单。梅麻三既是个头，就一定比其它人明大局，集中火力攻他一个，弄毁了他，是最好的方案。
最后一个是和稀泥的“渐进论”。把话给每一户说清楚了，愿意搬的早搬，不愿搬的随它去，搬到堤上少受灾的罪。农产品买卖也靠着繁荣的集镇，哪一点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儿？新屋还设计了沼气，屎和尿，沤一下，还可以点灯烧饭啦。农民眼皮子浅，不瞅到实惠他不愿挪窝。有了这么强的反差，留在滩上的人自然地就搬上来了，还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四种观点在小会议室碰得叮当乱响。一向善于拍板定夺的王清举破例地只顾闷头喝茶，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时，大家都拿眼睛齐刷刷地瞧他，他也只是避开话锋地说道：我看瘫子村老百姓的心态也并非铁板一块，为啥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病根子在于我们自已工作太糙了，投票前并没把那个县规划所的图纸拿给他们瞅，人都是有点梦想的嘛，看过了新居，就没人被触动改变主意？我就不信！郭秘书，请你明儿个就把图纸复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手中。
出人意料的是，郭建辉把第一份“县乡镇规划设计事务所所绘之滩子新村民居图纸”送给了我。让人惊奇吧，这个棒子撵不出一个响屁的人跟我在一起，竟似换了张皮，不仅擅谈，而且风趣幽默得紧。他说，他小时候理想是做个身骑黄膘马、腰挎盒子枪的绿林英雄，劫富济贫的响马一类的人物，大碗吃肉，娶几个押寨夫人，有点像王清举做船匪的爹。稍大一点，眼看到响马英雄做不了，又好读史书，就想像我一样做个研究英雄的史学家，好比《红楼梦》中所说的，做做意淫英雄的梦而已。再往后，泡泡又破了一个，只好跟着英雄的后面做个跟屁虫。那天在腊八的炕头，眼见着不善喝酒的郭秘书被灌得晕乎乎的，说话渐渐地便少了平时的分寸。
我问他：“你觉得王清举是哪一路子的英雄啊？”
“貌似吧，貌似吧。”他舌头打转了：“大英雄身后跟着大跟屁虫，小英雄身后跟着小跟屁虫。哈哈哈，我郭建辉是跟在地球上最可怜的一个英雄后面的一只最可怜的跟屁虫。”
大凡蓝图都是让人激动的，或者仅仅是让人激动。我趴在腊八的炕头，以自姜斯年教授那里剥得皮毛的严谨眼光，审视着图纸的每一个细节。从整体上看，新村显现出井井有条、实用又气派的风格，两条各长六百米、呈十字交叉的中央街道两侧，均匀有致地分布着小学校、村医院、农药及种子销售网点、公共浴池、粮店、屠宰场、小戏院、拖拉机加油站及维修铺等公用设施，造型比一般农舍要高大一些，挂着醒目的标牌。显然，这大环境的设计出自对农村生活颇为熟悉的设计师之手，生产和生活的急需之件，无一疏漏。从单体看，每一座宽七米、深六米的院中，座落着一幢两户连体的别墅版农舍，院中一道水泥矮墙分隔，墙两边各设一些垂挂农具的钩架。每户底层三间、二楼两层，底层房间一明两暗。后院偏小，呈半弧形，设蹲式马桶的厕所和沼气池。自来水管和电视插孔铺到各户。屋顶平铺，用作晒麦和晾菜的露台。厅堂方正宽敞，摆放条几及祭祖烧香时的供桌都已标出，样本图上有一个设计师还调皮地勾了个神来之笔：在厅中吊扇的根部画了个肥硕的燕巢、在烟囱上勾出几缕袅袅的炊烟，寥寥几笔让枯燥的图纸迸出了盎然生机。
腊八把图纸一揉，就要扔，大大咧咧地说：“屌毛灰呀，倒数八辈子，哪有福气住这屋呢。再说，全村房子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喝醉酒了还不撞错门，摸到人家寡妇床上去。”郭建辉哈哈哈地呲个瘪嘴笑了起来。七姑赶紧把图抢了过来，楞了会，她眼里突然冒出了晶莹的泪光，说：“你这傻孩子啊，今年除夕夜，把这张图烧到阴曹地府，给你爷爷瞅瞅。当年他豁出命闯总督府，不就是为这吗？收到纸，他肯定要托梦给我的。”
“预算做细了吗？每户得掏多少钱啊？”我问郭秘书。
“大概每户三万多块钱吧。乡里贴进去一些扶贫款、再发动富裕村镇援个手，估计每家最终还得掏个两万五多点。唉，也是猛了点，可标准不定高点，过两年就淘汰了。领导看了也不提神儿。乡长下狠心啦，要搞，就搞个咸鱼翻身！”郭建辉说。
“乖乖个龟熊，三万多块呢。把沿淮七十二镇的野狗全宰了。屄毛卖出貂皮价，也填不饱这个大洞。”腊八一旁嘟囔着。
“这钱咋个出法呢？”我问。
“乡里跟工程承包商讲妥了，乡财政兜底，先建后还债。每年秋后从各户卖粮款里扣，人不死、债不烂。这个倒不怕。”
“粮比猪粪还贱。靠卖粮款，还不得从爷爷头青扣到孙子头白？我跟腊八娘儿俩，没病没灾的，一年积攒个三、四百块钱就撑死了，你算算瞧，这咋个还债法？”七姑插话说。
“嗨我说你们瘫子村的人就是心眼憨。脑子里死根筋，拐不过弯。政府让你们搬，你们索性就搬啊，建筑商再恶也做不了黄世仁，他只会找乡政府偿债，政府急了上银行哭啊。银行是国家的，政府也是国家的，肉烂在哪个锅里不是一样啊？唉，我说你们开窍没有？”我知道，郭建辉不是酒醉，不会吐出这些。“再说了，瘫子村三年两灾，乡政府还是拿了大把的的票子喂了河神。搬上来后，乡政府救灾的钱倒省下来了哇”。
“我算窥出点道道了。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帐。当官算的是政治帐，老百姓做的经济帐。”我说。“只有腊八，算的是笔狗肉帐。”郭秘书用筷子敲着酒瓶，又神经质似地尖声笑起来。不知为啥，一听到他的笑声，我的脊梁骨就一阵阵隐隐作痛，我想起了从夜间柴房冲出的飞天蜈蚣的嚎叫声。这笑声，有着铁片从锅底不断刮过的那种尖厉。
“你们这些乡政府的干部，不怕被这笔烂帐套住脖子啦？”我说。
“嗨我说你这个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替死人担心透了，还替活人操心啊。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是铁打的乡政府流水的小跟屁虫。等到帐烂了，王乡长的乌纱帽早壮得像头牛啦，我也跟着去喝辣的罗。我那姨妹子陶月婷也经常这么说，真傻呢。”郭秘书一脸的不屑。酒还接喝，他越发地来了精神，指着腊八说：“我算是琢磨透了，一人一种命，腊八是天生握刀的命，你陈教授是握笔的命，王清举是握大印子的命，梅虎他是握锄头的命，我呢，我是握着别人尾巴跟着瞎转的命，想换一种命过，都难啊”。
第二天上午，郭秘书跟着梅虎，一家一户地递送那份新居图纸。梅子孝恭恭敬敬地收下了，这怪老头每次见乡里的人，都要微微地躬点身子，老花眼镜仿佛就要从鼻梁上滑下。印子媳妇接过图纸，一声不吭地揉了揉就丢在了炕上，弄得梅虎尴尬地瞅郭秘书的脸色。许多人家倒是跟德贵一个口气，瞅着虎子吃惊地说：“给我们瞅着啥呀？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线条条，我们瞅了也不明白，等你们爷儿俩拿主意呀！”
傍晚，到了麻三叔地炕头，郭建辉细心地摊开图纸，从新村设计总体构架讲到每间屋子的用途，直讲得口干舌燥。虎子像个木头人一般立在炕边，他从来不盘腿上他爹的炕头，有时麻三叔喊他陪着喝酒，他就搬张木凳坐在炕侧，低着个头。喝的也尽是些闷酒，从黄昏喝到月亮爬得老高，也没有一句话。从小就这样，虎子找不到一句非跟爹说不可的话。爹发话了，不轻不重的一句，虎子就朝死里办。死一般沉寂的气氛让郭建辉头皮发麻，讲得也有点乱，他反复地强调着：“乡长说了，一定要把图纸给麻三叔他老人家讲透罗、讲细罗，连茅厕里的每只蛆都要讲到哦。”他想弄出点轻松劲儿。
“嗯。”麻三叔说。
村民梅子孝
大年初一，全村同姓的男丁，不论长幼，各将指头刺破，滴一颗鲜血于碗中，众血汇聚会，将碗置于村中祠堂香案之上。历年风干的血块，成为祠中最重要的遗存。
————瘫子村风习之一
如果你走在雨中，你只会被淋透。但如果你站在雨之外的屋檐下，你就会看见许多细节，看见雨点一个追逐着一个地坠落下来。一场悲剧总有着永不枯竭的细节。可以永无休止地观看下去。哪怕剧中的人早成了骷髅粪土。我现在正是站在瘫子村屋檐底下的一个局外人。我本可以远远地观看这些细节，不受一滴雨点的袭击。但我渴望走进眼前的这场雨中，我渐渐地感觉到王清举搬村造镇的计划会成为雨中的一滩泥泞，我愿意我的脚与别人一起深深地凹陷下去。
镇里很快就作出决定了：要不厌其烦地对瘫子村２９１户进行登门入室的劝说，只要有超过半数，哪怕只比半数多出一人的村民改投赞成票了，就坚决履行民主的程序，决不迁就少数人的陋识短见。由于镇里人手不足，也由于我供职于著名学府的身份和与村民业已达成的融洽气氛，乡长王清举破例请我这个过路客帮忙，给我安排了三户村民，并反复强调这几个并非难缠户。２８９户都已分解到做劝说工作的人头，只有两户悬着，一户是麻三叔，另一户是七十多岁的落草名艺人七姑与腊八。王清举高瞻远瞩地说，这两户已被他深藏在锦囊妙计中。我想问个究竟，他笑笑道，锦囊远未到拆封之时。
我自知素不擅辩，有些怯阵，便邀了郭建辉同行。我对郭秘书敏锐抓住任何小缝隙的应变能力深信不疑，他安慰我道，虽然他头顶个几个钉子户，但会随时赶过去增援我。估计村民们白天活重，我便约了郭秘书在掌灯时分来村里。他来得早，我们窝在腊八的炕上天南海北地瞎聊，他打着哈哈地说：你来得不凑巧哟，如果在六月间来就暴添口福了，那时瘫子村夜夜都摆着百鸡宴呢，田沟子里都透着炖鸡的香气呀。嘴馋的人一进村，骨头都酥掉了，乡里干部有脑子，专挑那个节骨眼来村里检查工作。
我说：这也是一种风俗么？郭秘书说，淮河的灾汛素来称作“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洪灾密集期，头天夜里好端端的满天星斗，凉风习习的，让你头一碰枕头，就能睡个死沉死沉的“阎王觉”。可一夜睡过，说不准就没头没脑的大水已毁了龙王庙，就有人眼皮子没揉松就被淹死了，村民精着呢，一般赶在六月份把育肥了一年的禽畜，鸡呀、猪啊的，都宰了下酒，免得鸡汤没炖香，灾难就扑进门了。正阳关一带把这个叫作“打牙祭”。平日里灰土土脸的瘫子村人这一段都养了个红滋滋的腰壮，小伙儿赶在这一阵子去女家提亲，让女方父母落了个锅盈钵满的好想头。
我们又抽着烟在村口瞎转悠，感觉村民们晚饭该撤碗了，就赶紧跨进了第一户，村民梅二锅子家。郭秘书敛起一路的笑脸进了另一户。
门是敞着的，一踏上门坎，我的头皮就开始发硬，一些词儿已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倒腾了几十遍了。我问：“二锅哥在屋吗？”
屋内有一股子汗臭夹杂着腌酸菜或是木质发霉的刺鼻气息，这股怪味一下子扑进我的鼻中。我本能地想，那六月炖母鸡的浓香也未必能盖过这种气味吧。
“在呀在呀，是陈干部吧？”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个习惯，这一带村民把城市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唤作“干部”。
他其实是从我身边的暗处猛地站起来的，唬了我一跳。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只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油污桌面。我侧过头看他时，这个满脸短胡碴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眼神躲闪地低了低头：“在等你呢陈干部，知道你是省城来的呢。虎子早来招呼过了。”他说完就兀自在原来的长凳上坐下来。
我说：“二锅哥，那就好，我本就不是吃乡里饭的，其实就是来跟你唠唠家常”。
我坐了长凳的另一端。在我后来的多次回忆中，总觉得那天的情景有些怪异，西装革履的我和穿肮脏羊皮袄、腰间系根麻绳子的二锅，坐在一条吱吱呀呀响着的长凳的两端，两个多少都有点木讷的男人，多数时刻是在欲语无措地发呆，冷不丁又在昏暗油灯下冒出一句。隔着回忆的悲悯雾气往回看，这两个人，两个陌生者，倒仿佛是都市街心花园的一个怪诞雕塑。空心的。雕塑旁的交谈不能等同于雕塑的交谈。你眼见的泡沫也不等同于泡沫自身。呵呵，呵呵。
我说：“二锅，我也不算瘫子村的外人，我是梅红的熟人呢。”他侧脸看了我一眼。我说你得给我掏掏心窝子，为啥村里人都不愿撤到大堤后面去，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哦，明摆着的好事，咋都躲着呢？我真是纳闷得慌。
他并不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