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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晚清七十年-第55部分

小说: 晚清七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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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 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 ,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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