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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

晚清七十年-第57部分

小说: 晚清七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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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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