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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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乱，令民畏上也。〃〃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他非常重视将帅的选拨，提出要〃选贤取良〃，最高标准是要〃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即要掌握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５）在军事哲理方面，对形名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把它运用到解释战争上来；提出了许多战争中的矛盾对立概念，如积疏、盈虚、众寡等等，并朴素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看到了事物的两重性，〃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孙膑兵法》的出土和整理出版，不仅解决了历史上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兵书存世的悬案，而且增添了新的更为可信的古代军事资料，补充了史书对马陵、桂陵之战记载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孙膑兵法》被发现以后，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并加注释，由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７５年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先后出版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注释方面，以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版）为代表。它们对１９７５年竹简整理本进行了订正和补充，注释最为详悉。重新编订本还对内容作了重大调整，不仅将原来的下编全部移出，而且上编内容也有不少补充，新增《五教法》一篇，全书共１６篇，不再分上下编。在军事思想研究方面，以詹立波《〈孙膑兵法〉初探》（见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２月版《孙膑兵法·代前言》）、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３月版）和陈济康、邓泽宗《略谈〈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发展》（载《争鸣》１９８７年３期）为代表，詹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孙膑的军事思想；霍著则首次以上编１５篇立论探讨孙膑的军事思想；陈、邓文阐述了《孙膑兵法》对《孙子》的发展。

　　第六节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
　　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１９７２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地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１６００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斠证》、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第七节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竑、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彛�》，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七十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