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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乡村里的德国教师-第1部分

小说: 乡村里的德国教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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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教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壮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能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状语的偏僻小山村。

  一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五一’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村我学生的家里住。” 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终考,一些人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上高中已经不抱希望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

  “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

  二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他要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我问。

  “这里的人总是要请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这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的小孩,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表现出来。”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把家进而搞得混乱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做任何更改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么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群体,淬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拉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让他们看到,在同样的环境中,我能做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三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深长写了几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教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不懂普通话,只能说状语,而卢安克又听不懂状语,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安克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 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脆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大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儿?你不能没有课本!”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心才过去,但他的学生举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部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的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的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孩子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自己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四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为学生和他个人用。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 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物质帮不上忙。”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来安排钱,会有越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么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

  我问卢安克有什么打算?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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