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上册)-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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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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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　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　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

　　　　，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对自己非常有利益。　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

　　　　，所以能为圣人。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以多问于寡”

　　　　的多指知识渊博。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问于寡”

　　　　，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　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　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

　　　　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　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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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

　　　　，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　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　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　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　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备。　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　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　于是“鞠躬尽卒，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死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

　　　　疯子人也。“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

　　　　“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　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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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　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可以寄百里之命”

　　　　，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这两点都很困难。“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　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　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　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候都没有。　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　所谓“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　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　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　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　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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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看人要看大节。　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　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　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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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

　　　　，“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

　　　　，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

　　　　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　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　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

　　　　，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　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

　　　　，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　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

　　　　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

　　　　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

　　　　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

　　　　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　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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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　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　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　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

　　　　有没有得退休呢？

　　　　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

　　　　、“毅”两个条件。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　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　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

　　　　，那就写不好。　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　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　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　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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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　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　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　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　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　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　这是天才。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　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　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　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　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　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　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　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　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　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　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　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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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　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　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　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　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　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　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

　　　　说来转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　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

　　　　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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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学者。　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　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