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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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但从中实地锻炼和真切感受，的确是受益匪浅。作为剧中被正面歌颂的主要角色，青年演员陶玉玲所扮演的春妮，是一个具有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美德，还有深明大义、忍受情感考验的突出、崭新而鲜明的性格特点，让人感到是那样的质朴、善良和可敬可爱，除此之外，这一人物还有接受党教育多年中的一种坚毅，可以说是当年纯情的二妹子形象的成熟和延续。
　　　　　　　　周恩来总理曾经7次亲自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并且在接见剧组演职员的时候，倾注了对这部戏无微不至的关爱，他总是用热情、温暖人心的话语，鼓励演员们，希望把这出戏精雕细琢得更好一些。有一次，周总理在剧组主创人员座谈会上，在谈到其中春妮给指导员的信中有一段话“你和我两小无猜”时，周总理有意地特别询问陶玉玲：“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呀？”陶玉玲回答：“小学。”总理用商量的口吻问大家：“这个词太文气了，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啊？”陶玉玲想了想说道：“那就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总理笑着点点头：“那好呀！”后来从演出的实际效果上来看，这句话的改动更贴近生活，也更真实感人。每次周总理看演出，对于哪些地方需要改动、怎样改动都做了具体的指示。在大家举行联欢的时候，周总理特别喜爱陶玉玲所念的春妮写给指导员那封信的台词，周总理边听边细细地品味着，好似在品尝着有滋有味的香茶。陶玉玲声情并茂地念完了，周总理还沉浸在余兴中。
　　　　　　　　1963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的汇报演出。当时，8341部队的官兵有幸和毛主席一起观看了这出话剧，由于毛主席难得亲自观看话剧的缘故，大家在幕后都非常注意观察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周总理早早赶到演出的中南海怀仁堂剧场，邓颖超还亲自到后台告诉演员们，叮嘱他们演出的时候不要紧张，一定要讲清每一句台词。演出进行当中，毛主席渐渐地融进剧情，当他看到剧中人的矛盾冲突时，似乎忘记了是在演戏，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叫道：“童阿男不能走！”显然，毛主席已经完全沉浸在引人入胜的剧情里。演出结束后，一向不爱看话剧的毛主席，在接见演员时，欣然地说道：“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为庆贺汇报演出成功，周总理特意邀请剧组演职员们，都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大家第一次兴奋地来到了总理的家中。饭后，周总理在送大家的时候，还特意请他们留下各自的粮票，并诙谐而风趣地说：“我每个月也只是28斤的粮票！”人们吃惊地发现，在国家特殊的自然灾害期间，总理的伙食标准也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在心里对辛劳为人民的总理更加的敬重了。
　　　　　　　　由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一炮打响了，北京许多著名的文艺团体也纷纷演出该剧，一时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总政话剧团、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还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文艺团体，都组成了强大阵容，在首都的各大舞台上纷纷竞技，热情的观众在大冬天里，一站十几个小时，苦苦等候着，只是为了能买到一张观看演出的戏票。中国剧协还专门为此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专题座谈会，由于当时在北京演出相同此剧的文艺团体有十几家之多，所以，在举行招待座谈会的时候，组织单位还特意列出了“指导员席”、“连长席”、“童阿男席”、“陈喜席”、“赵大大席”作为主要演员的陶玉玲高兴地和八一厂演员剧团的田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胡宗温等众多“春妮”的扮演者拥抱在一起。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连续演出三个月，盛况不衰。1963年初，周总理特意邀请夏衍、田汉、曹禺等老专家来看戏，大家在一起研究，要把这出轰动全国的话剧搬上银幕，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
　　　　　　　　1964年底，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顺利完成，并在全国隆重上映，同样是好评如潮。　
　　　　　　　　中国经典话剧和经典电影名片《霓虹灯下的哨兵》，曾经受到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通过各种渠道，笔者了解到扮演剧中角色各自不同的命运归宿。
　　　　　　　　扮演指导员的徐林格不但拥有堂堂的外在相貌，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刻的钢板简直和印刷字体相媲美。但是，在“文革”运动冲击下的他，由于一些生拉硬扯的所谓“历史问题”，被下放到安徽合肥人防指挥部的所属单位，在70年代初就默默无闻地英年早逝，这位在《上甘岭》、《柳堡的故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三部电影中所扮演的各具特色的指导员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他的第四部电影，却是一部在“文革”后期拍摄的介绍有关防空洞知识的纪录片中露了最后的一次面。
　　　　　　　　扮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与温文尔雅的徐林格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在“文革”运动爆发后，因为口无遮拦而无意掉进被打倒的无底深渊。当时，宫子丕与陶玉玲等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勒令交代各自的所谓问题，性格火暴、直来直往的他，哪能忍受得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身？不甘受辱的宫子丕毅然决然地从二楼愤然跳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结束自己铁骨铮铮的短暂一生，以死抗争，表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丧心病狂的当权派和造反派，还丧失人性在宫子丕死亡的晚上，连夜宣布“宫子丕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并立即召开批斗大会。宫子丕在跳楼后，由于一时还没有断气，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其惨状令人不忍卒观。
　　　　　　　　在剧中扮演特务老K的安家祥，也在不久的帮派互相斗争中割腕自杀，成为残酷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曾经与陶玉玲有过两次愉快合作、先后在《柳堡的故事》中扮演副班长李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童阿男的廖有梁，年轻英俊又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他原本是20军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很有灵气，表演欲望特别强，模仿许多著名的大人物，简直惟妙惟肖到令人赞叹的地步。后来在“文革”来临后，他失去了本该充分发挥的艺术表演天才，复员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执导了反映上海武警一支队十中队“新八连”事迹的电视剧《霓虹灯下新哨兵》，并参与了故事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和《在被告后面》以及电视连续剧《济公》等影视剧。
　　　　　　　　扮演林媛媛的余肖梅是编剧之一沈西蒙的爱人，后因病故去多年，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定格的银幕形象，来追忆这位相貌酷似年轻时代的秦怡的逝去佳人了。
　　　　　　　　丁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的是老工人周德贵，在此之前，他应邀在八一厂的建国10周年国庆献礼片之一的故事影片《战上海》中，所塑造的我军前线总指挥方明军长的银幕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擅长扮演部队高层领导干部的丁尼，在此之前，曾经在长影主演过《春风吹到诺敏河》，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文革”运动后，丁尼和赵秀荣夫妇被无情地赶出南京，来到济南，可怜地只能把丢弃在郊外路边的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的车壳，当作栖身之地。后来落实政策后，情形才有所好转。还参加了峨影厂的《奴隶的女儿》和《我的十个同学》等影片的拍摄。生性乐观、开朗的丁尼夫妇，在历经诸多坎坷和磨难中，始终没有怨声载道，他们步入自己的晚年之后，仍是笑对沧桑的人生。
　　　　　　　　扮演陈喜的马学士、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姜曼璞、扮演林媛媛表哥罗克文的李传弟、扮演童妈妈的吴斌、曾参加电影《枯木逢春》的拍摄、在剧中扮演老炊事班长的刘鸿声，后来又都落叶归根，重新回到了舐犊情深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扮演姑妈的李恩琪和剧团的导演陈铮是一对夫妇，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开办的导训班，不幸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恩琪年轻时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很有名气，她的妹妹李健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扮演老大娘见长的著名演员。李恩琪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东进序曲》中扮演的九姨太，在196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80年代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贵州拍摄《四渡赤水》的时候，步入晚年的李恩琪，欣然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质朴、善良的老大娘，她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特急警报333》中出演母亲角色，显示出了她有别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另一演技才能。
　　　　　　　　扮演赵大大的袁岳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参演过《405谋杀案》、《好事多磨》等影片。
　　　　　　　　在剧中扮演阿香的张耐霞，转业到了南京电影制片厂，她在艺术的另一片新天地里，又重新扬起了“尔今迈步从头越”的希望风帆。
　　　　　　　　而扮演春妮的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后，随同以田汉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朝鲜。回国不久，就赶上了“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陶玉玲被扣上“积极贯彻文艺黑线的宠儿”、“追求三名三高的艺术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为“干扰和腐蚀我军革命战士，瓦解部队战斗力，破坏部队纪律的中间人物”。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来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有天壤之别的普通工人。1972年，陶玉玲被调到南通市文工团担任演员，继而担任了团长职务。1975年，陶玉玲在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的关心下，又重新回到了离别8年之久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1978年，陶玉玲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二泉映月》中的船娘配角复出影坛；后被外借到西影厂、北影厂、长影厂参加了《没有航标的河流》、《明姑娘》、《归宿》、《炮兵少校》等多部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她曾并当选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推举评选出来的全国126位“中华影星”之一，并两次获得总政治部表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女演员奖”。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她丝毫也没有褪色，《东方红》不愧是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文艺经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64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经过党中央及时扭转乾坤，终于“人定胜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依靠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齐心协力共闯难关，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种种负面的严重影响，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1964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颇感舒畅的一个国庆，因为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十年大庆，五年小庆，摆脱了昨夜噩梦般的阴影，15周年的庆祝，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事必躬亲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将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庆祝”，特别是总理深爱着的文艺界，有了一项暂时秘而不宣的大动作。
　　　　　　　　1964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应邀访问非洲，非洲人民用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场面，作为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时此刻，周恩来的眼前豁然一亮，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吗？歌与舞的大联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气势，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来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阳春三月，周恩来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陈毅外长出访斯里兰卡回国后，途经云南，昆明军区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表示欢迎，在演出现场，周恩来望着舞台上演员们动人的舞姿，无形中打开了他感情丰富的闸门，不久前置身于非洲歌舞场景当中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周恩来对着陪同观看演出的随从领导，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周恩来的胸臆间始终荡漾着一种歌舞相连、歌舞连天的浓郁情结。
　　　　　　　　一个月后的第八天，周恩来抽出身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获奖舞台话剧作品座谈会。他对身边和周围到会的夏衍及获奖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等剧的编导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人，就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意见：“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顿了顿，周总理又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索，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座谈会无疑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当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的时候，再次掷地有声地重点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高屋建瓴的指导性话语，进一步把文艺创作的宗旨意义和发展方向表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