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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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人，正统派永远是不宽容的和狂热的。我不是狂热分子，我没有意识的狭隘，我甚至有很大的信仰宽容性，与承认良心自由的神圣性相联系的宗教宽容性，但是，当我进行反对压制精神自由的暴力的斗争时，当我为被践踏的价值而斗争时，我就成了可怕的不宽容的，并且为此而和我过去的朋友断交。我在生活中和许多人断了交往，在争论中异常激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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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１４１
时达到盛怒状态。 因此，关于我就有对立的看法。 我的思维是易受刺激的和易激动的，我很激烈地反对不同的派别。 当谈话深入到某种观念时，我便很艰难，甚至不能继续交谈。尽管如此，我完全是一个在信仰上宽容的人。人是矛盾的存在，我是自己的激烈气质的牺牲品，而其他人则是他的气质的牺牲品，我的不宽容性具有道德的性质，而不具有教条主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种不宽容性是反对道学先生—法学家的，对这种人我永远也不能容忍。 我任何时候都不去指责人们，我是很宽大的。 但这只是在我还没遇到暴徒和我关于自由，关于个人的尊严，关于创造的权利的命题还没受到侮辱的时候是如此。我与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关系是复杂的，托尔斯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在我这里被排挤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我的全部生活都保留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情，至今仍然如此。 我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很透彻，因为我不仅外在地了解它，而且内在地了解它，我受着它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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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
１９０４年秋，为了编辑新杂志，我移居彼得堡。 在我动身去彼得堡之前，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了我的生活的事情。 １９０４年夏天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大的意义，这时我与我的生活伴侣莉季娅相逢了。 按气质来说，她具有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过去是超越了革命性的，因而更加显得珍贵。 她形成了深刻的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不止一次地在生活中支持了我。 她在精神方面是不寻常的人。在死亡面前她显得更加圣洁。在共产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她转向了天主教，并经历了狂热的不容异见的天主教时期。后来，她的宗教倾向成了对我很亲近的东西。 她承认自己是圣灵教会的成员。 她具有无可怀疑的诗人的才华，在她那里周期性地出现诗的灵感，她写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诗篇。 有些发表了，但她并不想发表。Ｍ。 格尔申宗和Ｂ。依万诺夫赞扬莉季娅的诗。 多少事件是我们一同经受过的！很多地讲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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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３４１
些事情不是本书的任务。 若妮，莉季娅的姐姐，于１９１４年开始来和我们同住，至今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她是我的大朋友，一直十分关心我。 她是很好地了解我的不多的人中的一个，她有敏锐的思想、罕见的仁慈和真正清晰的才华，一直被精神领域的问题所吸引，经常的疾病并没能搅扰她精神上的努力，这个人是不寻常的，我们的关系也是不寻常的。 她在我的生活中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是在精神的交往中经过共同的生活的，我在思想上非常感激这种交往，但是，这些内容超出了我的这本书（首先是我的哲学）的范围之外了。被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唯心主义者”的人们进行了会晤。 我与“新的宗教意识”的代表、《新道路》杂志的出版人首先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进行会晤。 新杂志的计划是Ｃ。 Ｈ。布尔加科夫和我制定的。《新道路》杂志早已存在，现在是加入新的分子和对其进行改造。 在《新道路》团体中，在“唯心主义者”
（不准确的名称）
团体中进行着宗教的探索，但是，《新道路》的有力之处是发表“宗教——哲学会议”的记录。更新后的杂志之文学部分由旧的“新道路”
集团供稿；哲学与政治部分则由我们供稿。 有着不同的过去和不同的类型的人们，虽然达到了一致，但这是不能持久的。杂志办了几期，证明那种折衷主义形式的《新道路》不能继续办下去了，又创办了新的杂志《生活问题》，这个杂志在革命已经开始了的困难的情况下存在了整整一年。 杂志的出版者是。Ｅ。 茹科夫斯基，文学编辑是。 。 丘尔科夫。《生活问题》杂志有很d ‘大的象征性意义，它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学派，它是俄国杂志史上的新现象，但是，杂志没有有机的目的。 它应当首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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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危机、那个时代的精神探索、唯心主义、趋向基督教的运动、新的宗教意识，它应当将这些与文学中的新派别（它们在老的杂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
结合起来，应当将这些与“解放社”左翼的政治结合起来，与更加自由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情结合起来。以前我只是从远处了解文学界，而到了彼得堡以后则与文学界会晤了。 我经常期待着与人们会晤的奇迹，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我沉醉于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气氛之中。 那种起源于过去年代的精神思潮与酒神思潮的结合对我在新的彼得堡的环境中所发现的许多的人来说是很适合的。 当然，也存在着区别，这些区别后来则强化起来。 那个时代的气氛现在难于存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创造高潮都溶入俄罗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之中，现在成了全体俄罗斯文化人的财富。 而在当时存在着对创作高潮的陶醉、新颖、紧张、斗争、挑战。 在这些年代里，俄罗斯放射出许多才华。 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对神秘主义与通灵术感兴趣的时代。 出现了新的精神，发现了创造生活的新的源泉，看到了新的曙光，衰落和复灭的感觉与上升的感觉、改变生活的期望结合在一起。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相当闭塞的范围里产生的，与广泛的社会运动是脱离的。 在这个俄罗斯文化复兴中也开始出现了颓废因素。 有时似乎呼吸到了温室的空气，但并没有流入清新空气。 我们的文化复兴是在革命前出现的，它伴随着旧俄罗斯正在接近灭亡的强烈感受。 有兴奋，有紧张，但是没有真正的喜悦，这正如经常存在的状况一样，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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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肃的成分与摹仿和时髦的成分结合在一起。 过多的人突然成了爱美者、神秘主义者、通灵术崇拜者。蔑视伦理学，轻视科学。 任何晚到的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无法估计这个时期在爱上的成就。能够估计到在爱上的成就的，在４０年代，只有唯心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在６０年代只有唯物主义者和善于独立思考的现实主义者，在７０年代只有为了人民的利益和解放的民粹主义者，在９０年代则只有马克思主义者。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运动中存在着特殊的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按其精神来说，完全不是古典主义的。 顺便说说：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色情和美学占了伦理学的上风。２０世纪初的文学断绝了１９世纪文学的伦理传统。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遗产（旧俄罗斯的批评界不能正确评价）
、这些俄罗斯的天才所提出的问题被深深地感受着。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兴趣恢复了，这表现在Ｈ。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优秀著作《。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还是Q在去彼得堡之前我就带着很大兴趣读了它。还是在１９世纪末，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与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相脱离，与文学中的功利主义相脱离的派别。 在《北方通报》和《哲学与心理学问题》上刊登了这类文章。我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就读过这些杂志。Ａ。沃伦斯基是哲学唯心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批辩护人之一。 他希望，批评能够达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高度，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的高度，他尖锐地责难传统的俄B罗斯文学批评，责难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这些人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享有声望。 这是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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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传统的断裂。 但是，沃伦斯基的令人不愉快的写作方式、不明确的哲学立场以及历史前提的缺乏，减弱了他的影响。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有较大的影响。 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的书有很大的意义。 他企图揭示伟大的俄罗Q斯天才作品的宗教涵义，尽管他的评论过于提纲式。 他在文学中发现了宗教上的不安与寻觅。罗札诺夫很早就开始写作，但只是在宗教—哲学会议（在会上，他的课题占了上风）之后，在《新道路》出现之后，他才具有了重要性。 新的学派主要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影响，也部分地受到Ｂ。 索洛维约夫的影响和西方的尼采及象征主义者的影响。这是文学艺术中新的美学意识和新的学说的时代，但在社会——伦理因素方面则比１９世纪减弱了。与文学潮流一起还产生了哲学的潮流，不过，哲学创作的主要书籍还没有出现。俄罗斯哲学思想开始探寻传统，它在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在Ｂ。索洛维约夫那里而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发现了这种传统，我的哲学的起源开始是与大转变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但发生于大转变之前。 比起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来，我是由于另一种哲学——文化根据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我是通过康德与叔本华，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通过尼采和易卜生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我和神秘主义派别有交往，与。舍斯托夫和Ｃ。 布尔加科夫也有有意义的交往。 在彼得Q堡的环境中我终究接受了许多新东西，发现了生活的新的方面。我提问题很复杂化了，我与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很丰富了，我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 同时，我也敏锐地感觉到，在彼得堡的那个时代的空气中有着有毒的气体。 存在着某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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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存在着有模棱两可思想的人，而没有坚定的选择，到处泛滥着不健康的神秘主义的感受，这是过去的俄罗斯所没有过的。《生活问题》杂志是所有新潮流的集合地。它的编辑人员从不同的世界走来，又都沿着不同世界散开，除了编辑人布尔加科夫和我之外，参加工作的有：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札诺夫、卡尔塔谢夫、依万诺夫、索洛古布、布洛克、别雷、布留索夫、列米作夫、丘尔科夫、舍斯托夫、格尔申宗、弗兰克、司徒卢威、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诺夫郭洛得切夫、捷连斯基、基斯恰科夫斯基、沃日斯基、埃伦；还有一些政治家——“解放社”的激进派和某些思想更加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人。 回忆这些在《生活问题》共同工作的人物时，我痛心地想到，现在我很少和谁在一起，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敌视的。 在巴黎我与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会晤过。 某些人很敌视我，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司徒卢威，他们认为我差一点就是布尔什维克。《生活问题》不是有组织的机构，它是一个按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写作的撰稿者团体。 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是各个独立的，他们与杂志的核心及其主要目的很少有共同之处。 对我来说，在彼得堡最有意义的是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会晤。 我与吉皮乌斯经过较短时期的频繁交往和真正友谊之后，大部分时间里是相互敌视的，最终竟丧失了会面和谈话的可能性。 这是可悲的，我永远不理解为什么成为这样。 当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精神类型，而且许多人用这个或那个方面的进攻性来解释这种情况。 梅列日科夫斯基们一直有构造自己的小王国的倾向，并且很难容忍脱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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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评他们的文学思想的人，他们有宗派主义的权欲，周围的环境是神秘主义的小圈子。１９０５年冬我与吉皮乌斯长谈到夜里三点。 后来我们又有频繁的通信，吉皮乌斯与我保持了特殊的关系，现在，当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却永远不能相会，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这对我是多么的沉重！我想，吉皮乌斯对我是好的。 我认为他是很卓越的人，但是他也很痛苦。 他的阴冷的无情一直使我惊讶，他缺乏人的温情。 女人的禀性和男人的禀性在他身上明显地移动，但又很难确定何者更强些。 按其本性来说，吉皮乌斯是个不幸的人。 我对他的诗评价很高，但是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没有富有诗意的品质，甚至没有反诗意的品质。 在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氛围中，在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我一直因缺乏诗才而痛苦。 我不大喜欢诗人，我忍受不了他们那种极端的自我中心态度。 我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没有私人的交往，这种私人交往大概是不可能的，他不听任何人的话，也无视人们。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沙龙环境中存在着某种超个体的、弥漫于空气中的不健康的魅力，很明显，它是存在于宗派团体中的东西，而在宗派中是既没有理性主义的类型，也没有符合福音的类型的，后来我在施泰纳①主义学派中才感受到这种魅力。 梅列日科夫斯基派一直自称“我们”
，并希望吸引那些与他们接近的人加入这个“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