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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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遥远的未来的。我永远也不是政治活动家，从来也不是政治评论家，我只是一个在这敌视人的时代里保卫自己关于人的思想的道德说教者。 我企图在最无人道的时代鼓吹人道。 人们是如此不了解我，当我发言保卫存在主义哲学时，他们把这看作对我是完全新的、甚至几乎改变了我的过去哲学的东西。 无论谁也没有发觉，存在主义哲学是我的人道体现，而人道则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区别于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和其他人，区别于基尔克果。
G为了力求从心理上理解我对创造的颂扬的根源，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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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５３２
自己对创造的特殊态度和对世界现实（即被称作“现实性”
的东西）的消极态度之间的联系。 为了活得有价值，而不是被世界必然性、社会琐事所贬低和压抑，必须在创造高潮中越出“现实性”的封闭圈子，必须激起想象力，设想另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现实性相比是新的世界（新的天和新的地）。
创造与想象是联系着的。我一直认为创造行为是超验的，越出了内在的现实性的界限，是越过必然性的自由的迸发。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创造的爱就是对“世界”
的不爱，不可能居留在这个“世界”之内。 因此，在创造中包含着世界末日论的因素。 创造行为是这个世界的终结的来临，是另一世界的开端。 古典主义的错觉在于，仿佛创造行为的结果可能是在这个世界里获得完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停留，而不是移近于另一个世界。 但是，那种在创造成果的完善性意义上被称为“古典主义”的，实质上，一直在谈论和这个世界的现实相区别的另一个世界，并且预告世界的改造。 在这里也预告了艺术的改造世界的意义。 因此，艺术有了肯定的和解放的意义。 不过，创造并不永远是真理的和真正的，它可能是复杂的虚幻的。对人来说虚假的创造也是它所固有的。人可能对上帝的号召不予回答，而去回答撒旦的号召。 但是艺术中的魔鬼主义问题对我是很复杂的。 达。 芬奇自身就有魔鬼主义的成分，尽管我对此作了夸张。 在达。 芬奇的真正的艺术创造行为中燃烧着全部的魔鬼主义，全部的恶则销声匿迹。 对创造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容许的。 所有传统的神学学说都是和我的创造思想相敌对的，我和它们处于长期的冲突之中。 无论谁也不完全同意我，尽管某些人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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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有意思的。 我说的不仅是在东正教基础上的思想派别，也包括我所遇到的西方基督教学派、天主教和新教教派（渴望找回过去的发源地的托马斯主义、巴特学说）的思想。在西方人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中，把我和那些被称为基督教神智学者的人，如伯麦、圣—马丁、巴杰尔等同起来，但是不承认我的思想是正统的。 当我更切近地了解了现代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时，我很惊讶：我的创造思想对它们是异己的。一般地说，俄罗斯思想的问题与它们也是歧异的。 我关于非创造性的、存在的自由的学说引起了最大的怀疑和反对。 我自己的思想陷于十分孤立的状态。 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所表述的正统体系应当否定创造，或者在十分肤浅的意义上承认它。如果没有冲突，没有和法规、法律的碰撞，没有“非法的”爱，没有内在的怀疑和矛盾，没有正统的“法”的观点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就不可能写出悲剧、小说和文学诗篇。 如果没有存在问题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的不懈努力，没有对真理的探索（真理不是周期性地以凝固的形式从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精神的斗争，创造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统体系不想知道任何新的问题，怀疑和敌视创造的非静止性，敌视探索，敌视思想斗争，它在实际上不能接受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当我观察自己的创造过程时，有时为其他人所论说的我与自我的观察之差异而惊讶。 我一直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一直明白自己的哲学使命，归根结蒂，我至少喜欢哲学、哲学的认识。 学院类型的哲学家认为最好还是称我为“思想家”
，很明显，这种哲学家比起有系统体系的哲学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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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由，我的哲学无论何时也不是教授式的。 然而，最主要的是，我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运动不是像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我没有可以称作思索性、辩论性和结论性的思想，没有系统的有逻辑联系的思想。 我在实际上不能发展和论证自己的思想，分析——这是我的思想的比较差的方面，我的思维属于特殊的直觉—综合类型。 我毫无疑问的大才能是立即理解所有个别的、部分的东西与整体的联系，与世界意义的联系。 最微小的生活现象都引起我整体性的直觉领悟。 这种直觉带有理性的——充满感情的（而非纯理性的）
性质。在世界中小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后边，我看到精神的现实性，从它把光明洒到所有的东西上。最重要的思想就像闪电的光、内在的光的射线一样来到我的头脑之中。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有时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激情在我的头脑中盘旋，我的思想那么快地流过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写下来。 我无论何时都不对形式深思熟虑，而是它自己流溢出来，我的思想甚至从来都与内在的词联系在一起。 我几乎从来不修改也不重新思考写出来的东西，就按最初写出来的东西进行印刷。因此，我的写作方式是漫不经心的。 我只作不大的增补，有时这破坏了思想的彻底性。 我的写作风格是格言式的，这是我固有的形式，尽管它对制定思想并使之彻底化是不够的。 格言对我是思想的微观宇宙，我的全部哲学都参与在这种简洁的形式中，对它来说再没有什么可分的和更纯粹的东西了。 这个哲学是具体——完整的。 我用全部生命去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是精神卫生、沉思与浓缩，是生活方式。 我一直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精神状态下进行写作，当我在发烧到３９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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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我头痛时，当十分不幸时，当进行轰炸时，当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在莫斯科时，当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在巴黎时，我都能进行写作。 我的灵魂的外壳是很敏感很富有感受性的，它能够受到震动，我能体验到它的惊慌失措的状态，但是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自由的，不依赖于周围条件的，集中于创造的状态。我是用全部生命坚持着的，尽管我有很多弱点。 这里表现了我的力量，在这里我更加体验到天惠的帮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奠基性的思想来到我的头脑中时，可能多数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哲学思维的时刻。 有时，对我的思想来说，偶然的生活现象比哲学书里的深刻学说更为重要。 我一直都写得很多，但是书上的学说并不是我的思想、我的特有的哲学的主要源泉，主要源泉是生活事件、精神的体验。当我写作时，通常并不读书，甚至书就放在桌上靠近我的地方，我也不看它一眼。 看书会约束我的思想自由，会削弱创造。 我已经说过，我的著作中最系统的书是《论人的使命》，当这部书的全部纲要来到我的头脑中时，我正在观看佳吉列娃的芭蕾舞，这种活动和这本书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可能被自己长期疾病和短期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可能由于沉重的生活事件而非常不幸，但在同时又能体验创造思想的热情与幸福。 我不会由于一个什么东西而沮丧。 这使得理解我变得十分困难。 在自己思想的形成中，在自己对写作的态度上，我不是只关心自己成果的完善性的演员。 我的内在感受性和直觉要比把这些表述出来的我的作品和演说更有色彩，更为丰富。 我不大会表达自己具体的世界幻觉，我写作是因为内在的声音命令我说出我所听到的东西，我写，是因为我不能不写。 在我这里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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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９３２
何高于自己写作的内省，没有任何对寻找好于写作的事情的关心。 写作几乎是我肉体的需要。 像作家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卖弄和任何的谨小慎微。 在我的思想的产生中可能有表演的成分，但是我写作时，不是作为学者，不是作为演员，我并不企图使自己的创造客观化，我想表述自己，呼喊另一种我所听到的内在的声音。 创造与写作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客观化，不如说是超验化。 我已经使用了这种表述，我不属于喜爱自己作品的作家，我通常并不满意自己写的东西。 我不喜欢重读自己的作品，甚至不喜欢读别人论我的文章中所引证的我的话。 关于我，人们写了什么，我几乎是不正常的冷漠。 我不喜欢在客观化的世界里看到自己，不喜欢看自己的面孔。 我喜爱的只是我所出现的创造热情，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克服。 不过，我对自己的某些书还是非常珍惜的，特别是在某些时刻。 创造使我沉浸于一个特别的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从艰难中，从通常是贪婪的权力之下得到解放。 创造行为是在时间之外进行的，只有创造的结果，只有它的客观化是在时间之中。 创造的结果不能使创造者满意。 但是，创造热情的体验，神魂颠倒，对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克服，则转化于永恒之中。 创造与直观的关系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想在另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 创造与直观是否永远是矛盾的呢？我想不是。 在直观中同样存在精神主动性和创造的因素。对自然美的美学直观以主动和另一世界的断裂为前提。美已经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 对另一精神的，“智慧的”世界的直观以对这一世界的克服为前提（这一世界把我们和上帝以及精神世界分开）。
在最高的直观——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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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观——中体验着创造狂喜的成分。 那种认为最有灵感最令人着迷的状态不是创造状态的想法是错误的。 天才——着迷的人，但他是创造者。 不过，直观自身的成分并不意味着斗争、冲突、痛苦的矛盾和艰难，这些状态都被克服。 这种“直观”
区别于精神主动性的其他形式。人应当周期性地进入直观的瞬间，体验直观的美好的安静。 独特的物力论，不断的攻势或者是对人的折磨，或者是把人变成机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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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
我经历了俄国革命，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而不是从外边硬塞给我的。 这次革命就在我身边产生，虽然我非常尖锐地批判它，并愤怒地反对它的恶现象。 我深深地厌恶很多移民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残暴的力量、不小的一群罪犯所完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直忠于真理和光明的。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对革命负有责任，最要负责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力量。 我很早就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美好的。 相反，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的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 我写出了这种观点，但很少有人同意。 对我来说，那种主张革命的田园诗，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表现出了人的本性和人民群众的善良）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想法，是天真的和可笑的。 革命是危急的疾病，是痛苦的手术，它证明肯定的创造力量的不足，证明它的使命无法完成。 我感受到“神圣的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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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
（在革命开始时我的文章里这样写）
，在这个衰落中我看到了（象征地说）历史的本质被消灭碾平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我接近于卡莱尔在革命问题上的观点，旧的被称为神圣的俄罗斯的历史本质瓦解了。 应当出现新的本质，但是关于这个新的本质还什么也说不出来。 革命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命运的痛苦。 它的不幸不在于它是提前的，而在于它是迟到的。 俄国革命是战争的产物，由此决定了它的性质。 在革命中存在的不幸的事件，都是在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 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用各种类型的革命运动作准备。不过、直接的革命却是没有准备好的。 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 我记得，在二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在我的家里坐着一个孟什维克和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讨论俄国革命和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 孟什维克说，这是可能的，大概要过２０年，不会再早。 而布尔什维克说，要过５０年，不会再早。 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的转变，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我一直感受的不仅是革命的宿命性质，而且是它的否定一切的开端。 当我们看到革命中的真理时，还需要说明这一切。在临近革命的几年里，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但已没有极端分子。 有比较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Ｅ。 库斯柯娃和Ｃ。 布洛柯诺维契是中心。Ａ。 彼特列索夫有时与维拉。 查苏里奇一起出席。布尔什维克的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不止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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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３４２
过（他后来编辑《消息报》）。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