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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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５１
跳舞，舞也跳得不好，我觉得舞会特别没有意思。 和智力生活无关而仅需要身体技能的事，只有两件是我所擅长的：骑马和射击。我骑马骑得很好，射击也不错，我很喜欢骑马，当我将近９岁时，一个哥萨克来教我骑马，我们到城外去骑，我能按哥萨克方式骑，也会按骑兵方式骑。 骑马快跑对我是一种享受。 在这方面，我大概能胜过武备学校的那些同学。 当我步入骑马困难的年龄时，心里很难过。 同样，我射击很准，几乎不脱靶。 当我思考体力劳动和身体锻炼时，我在经验上证实了那种深刻的观念：人是微观宇宙，是潜在的量，其中包藏着一切。 当我还是小男孩时，就很喜欢手艺。 我成了木匠、油漆工、瓦匠，特别喜欢木工，甚至到作坊中去学，作了一些框子和椅子。 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到木工作坊去。 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成为蔬菜栽培者，种了一些青菜。 现在我的体力劳动的所有可能性以至我的生命大概就这样结束了。 我在体力劳动这个领域是很笨拙的。 我还是个艺术家，酷爱写生画。 我在素描方面有很高的才能，我对此很得意。 我是武备学校第一批画素描者之一，我甚至在素描学校学了３年，正式毕业。 我已经用油画颜料画画了。 在这方面我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才干，有的只是一些能力。 不过，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哲学才能时（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
，就完全丢掉了写生画，开始写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说，于是又恢复了对武备学校的反感。 当我观察当前这一代青年时，发现他们被军国主义和军事理想迷住了，这使我异常愤怒。 我受到军事的教育，忍受着军事科目的训练，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属于军人集团。处在武备学校里使我更加反对军事环境和氛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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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自我认识
本性说，我属于那种总是否定地对待周围环境、倾向于对其进行抗议的人。 这同样是一种依赖性的形式。 我一直想中断和周围环境的联系，一直想离开它，我的适应能力很差，对我来说，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不适应性是我的基本特性。 无论任何时候，无论对任何事物，无论对谁，我都不能屈服，这已经用我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所检验过了。 在进武备学校之前，我还完全是个孩子，穿上父亲的近卫重骑兵团的军服，挂上祖父的绶带和军章，打扮成我甚为喜欢的苏沃洛夫的形象，甚至制定了作战计划。 但这时我的军国主义倾向完全转变了，我的某些好战性完全转到了思想斗争中，转到了思想领域的会战之中。 所有的军事事务都是我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使人成为整个集体的从属部分。我甚至不保持军校学员的样子：没按军校学员的形象剪短头发。为了尽量逃避和将军碰面，便不去排队。 和武备学校的同学不发生任何关系。在这方面，我的不露心境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暴躁同样使我的同学关系产生困难，即使和我一起玩牌也会不太愉快，因为我会以真正的发狂来对待我的对手。 顺便说说，我爱玩纸牌以至发狂的嗜好在少年时代就改变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对哲学的喜爱，对认识生命意义的喜爱把所有的爱好都挤到一边去了。 在我的本性中存在着军官的素质，但它们被我压制下去和排挤出去了。 克服那些本性使我的素质更加丰富了，使我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转变。 在转变以前，我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特点，现在从中解脱了出来。这种转变是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里实现的，当时我住在彼得堡我父亲的堂兄弟（是一个大官）的家里。 与此同时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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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７１
了自己的理想：从武备学校六年级退学，开始准备升大学的考试。 回忆过去，应该说，和我有某种联系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地主的、父权制的生活方式。但我很喜欢俄罗斯的乡村，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思念她。
G疾病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童年起我就受到了疾病的损伤。 我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从最高尚的意义上说是精神上勇敢的人，而在生命的重要关头，则是一个肉体上勇敢的人。我可以用生命中许多危险关头的情况证明这点，这可能是我的军人的遗传性在起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的勇敢也有限制，我也意志薄弱，也胆怯，我害怕生病，疾病使我几乎产生内在的神秘的混乱。 不过，如果说这是怕死，那就错了，任何时候我对死亡都没有特殊的恐惧，那不是我的特性。 如果说我怕死，那么，与其说这是自己个人怕死，不如说是更近于人类之怕死。 我怕的正是疾病、传染病（它一直是其他疾病的引发点）
，我是多疑的人，这不仅是对自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他人。 我的很强的想象力是在别的方面，比如，我不害怕被子弹或炸弹杀死，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变革的日子对我进行了考验，当时炸弹落在我在莫斯科住所的房上，另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爆炸，这时我继续写作，同样，对巴黎的轰炸也完全没使我害怕。 但是，我害怕伤寒、白喉的传染，甚至害怕简单的流行性感冒。 对此可以部分地从疾病对我的家庭的巨大影响得到解释。 我很少得到什么训导，但在童年时我总被“活着就有疾病”的思想所训导。 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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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自我认识
医学教授到我家给所有的成员进行检查。 我母亲被严重的肝病折磨了４０年，在晚上由于渗入的结石而肝病发作，我听到她的喊声，这对我是很沉重的折磨。 父亲经常治病，我自己也经常治病，在童年时曾经因为风湿引起的发烧而整年躺在床上。 我的家人特别神经质，我在这方面是有遗传的，这表现于我的神经活动中。 我的气质上的焦躁可能与此有关，我的动作同样也是急剧的。这种特殊的神经质来自父亲方面，母亲常常说，别尔嘉耶夫们神经不完全健全，而库达谢娃们则是神经健全的。 我的哥哥是神经上有严重毛病的人，很多人都发现他的神经不健全。 这方面的遗传使他的潜意识存在着损伤。 我在家中常常起调停人的作用。 哥哥的家是我走出贵族环境的第一出口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哥哥是个准备把最后一点东西也交出去的人，金钱在他那里连一天也存不住，所以，他经常处于窘迫境地。 他长得很美，有一张近似希腊人的脸，然而，他周期性地不修边幅，不刮脸，不洗澡，那种穿戴使人产生堕落的印象，然后又一下子很雅致起来。他的才能是我所没有的，即惊人的记忆力和掌握数学和语言的能力，他甚至能用德文写诗，不过，对于哲学，他却没有任何的爱好。 在他的家中我很早就看到了通灵术，对它我是坚决反对的，有时我哥哥陷入精神恍惚状态，开始讲些押韵的话，经常是听不懂的语言，这时他就成为降神者，通过他便可和印度教徒的大圣世界交往。 有一次，通过处于恍惚状态的哥哥之口，大圣告诉我：“他将是你们古老的欧洲里最著名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我所否定的，我为反对它而斗争。 但是，这种环境是紧张的，是思想爱好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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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９１
我的家庭里完全没有权威，我在家中感觉不到传统生活方式的惰性，其中某种东西在开始动摇，它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圈子，而没有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 还是在我父亲生活的后半时期，就将某些东西从先辈那里过渡给我了。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束缚我，没有强制我。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受惩罚。 可能，由于自负，我努力自恃，以便使人们没有惩罚我的理由，小时候我一直不任性，不哭，很少有儿童的顽皮，我所唯一固有的本性是脾气暴躁。 与生俱来的自由是我固有的特性。 按起源与激情来说，我是解放者，我形成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并将它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 这表现在我喜欢布置自己的房间，并使它比别的房子都显得突出，我不能容忍对我的东西的任何侵犯。 从童年起就组建自己的图书室。 我想，利己主义是我一直所固有的，但利己主义主要是保卫性的。 我不是自我中心论者，即不是极端自我吞食者，不是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人。 我一直是书呆子般地严守制度的，喜欢按顺序排好一天的秩序，不允许我的写字台上的秩序有任何微小的破坏。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相反方面，是我对国家和政权的厌恶的相反方面。 记得我和父亲有一次重要的交谈，在谈话时父亲哭了起来，这次谈话对我很重要，在这之后我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这次谈话。 我的父亲很爱我，这种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我和母亲的关系比较浅，她一直让人感到法国风度和比父亲更强的上流社会气质，同时她又是很善良的。 我不喜欢上流的贵族社会，从一定的时候起发展到与它的尖锐冲突，直至完全断绝与它的关系。 我一直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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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自我认识
以贵族气派自傲的上流社会，我所固有的贵族气质显现在厌恶感中，这种厌恶感是由那些想从低等阶层挤进最高阶层而不愿意被淘汰的Ｐａｒｖｅｎｕｓ（暴发户）引起的，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贵族特征的。 贵族气质是由出身决定的，而不是由成就决定的。 在童年时代想必我就具有贵族的偏见，不过，在暴风雨般的反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革命中，我战胜了它。在贵族社会里我没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对下等人的轻蔑和闭关自守。 在俄罗斯没有真正的贵族传统。 当然，我具有“统治的”心理，我的先辈属于“统治者”
，属于执政的阶层。 但是，我的这种“统治”心理是和对统治和权力的厌恶，对正义和同情革命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我属于“忏悔的贵族”
，虽然曾一度反对过这种思想体系。 后来父亲曾嘲笑我的社会主义，并说我比他更像一个好逸恶劳的老爷，实际上，我力图实现的不是平等，也不是占据优势地位和统治，而是创造自己特殊的世界。
G从童年起我就生活在自己特殊的世界里，我的世界一直不能和周围的世界汇合起来，它对我来说总不像是我的世界。我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特殊性，感到自己与别人不相像。 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谈到类似的感受，但原因不同。 从表面上看，我不仅不极力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且相反，竭力作出样子，伪装自己，就像其他人所作的那样。 不应把这种特殊性的感觉与自命不凡（自负）混淆起来。 非常自负的人可能自己感到与周围世界融合在一起，他非常社会化，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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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 贵族世界１２
相信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事物都不是异己的，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并且占有很高的地位。 我则具有不适应性，缺少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能力。 我一直都很奇怪，在我如此无能适应无能调和的情况下，居然获得了很大的欧洲以至世界的声誉，具有了“世界的地位”
，我居然成了“受敬重”的人。 这与我不守规矩的和叛逆的本性极不协调。 同时，我的这种根本的感受不能与自卑情结混为一谈，后者在我这里是完全没有的。我一直说并且实际上也自信：我不是一个腼腆的人，如果这不是指事务上的、生活“实践”方面的事情（在这些方面我一直感到自己的无能）
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我宁可胆小点，我不会自信，也无自信，只有在思想斗争中或者面临重大危险关头时，我才是勇敢的和大胆的。 当讲到生活的感受时，正如世界的异己性一样，世界的现实是不可接受的，地球上的事物不能汇合为一，不能根深蒂固，正如我爱说的，这是对日常生活的痛苦抛弃。 这常被人称作我的“个人主义”
，但我认为这个断语是不对的。我不仅从自我出发走入思想的世界，而且走入社会的世界。 人是复杂的和紊乱的实体，我的“我”体验着自身，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交叉，在“这个世界”
体验到的不是真正的，不是第一性的，也不是最终的。 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
，更加现实的和真正的世界，“我”的深处属于它。 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经常把虚假的、——有条件的世界和真正的、上帝的世界对立起来（在彼得堡沙龙里的安德列公爵和在战斗的原野上观察星空的安德列公爵）。
对我来说，想象和理想的作用是和这个课题相联系的，现实与理想是对立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理想比现实更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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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我认识
性。 这可能被定义为浪漫主义，但那是不恰当的。 我一直有很现实的、清醒的现实感，它很少可能是对理想和幻想的感觉。 但这种现实感却经常使我痛苦和愚笨，正如我长久以来对生活的挑剔性所引起的一样。 我首先是个有洁癖的人，我的洁癖既是精神上的，又是肉体上的。 我努力克服它，但很少成功。 我根本没有轻蔑感，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我都没有轻蔑过。 但洁癖却是非常厉害，它使我的全部生活都受到折磨，比如，对食物的态度就是例子。 由于厌恶，我带着半开半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