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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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政治荣　誉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称赞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　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　　　　　　英皇室授予她BOE勋衔，伊丽莎白女皇称她是“女中豪杰”。　　　　　　胡仙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自创办以来的主席。　　　　　　国际新闻协会推举她为主席，她是出任该职的第一位亚洲人。协会在　她当选为主席时发表声明：“胡仙首先是一个报人，一个真正懂得报纸为何　物的人，她在当今报业激烈竞争中，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把报纸推向时代　的浪峰，成为真正的喉舌，她是伟大的报业家、新闻女杰，她当选为主席，　是当之无愧的。”　　　　　　胡仙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父亲胡文虎，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他这　个女儿深感骄傲。　　　　　　80年代，香港“走资”曾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一家大集团的老板，绝　不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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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沉，虎豹别墅游人散去，月光下的花园如仙境一般。“走还是留？”　胡仙在月下花丛中徘徊着，徘徊着　　　　　　胡仙年轻时幻想做诗人，命运却把她推上报业集团的高位，她为她的　企业而奋斗，至今独身。现在，政治风云的变化，又迫使她再次作出重大　选择。　　　　　　　（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寄丹著《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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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文侠金庸执报业终成大器　　　　　　建国初年，一位操江浙口音的香港青年兴冲冲北上进京，欲进外交部　做外交官，得到的答复是：出身地主，受过国民党教育，政审不合格。这　青年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他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香港《明报》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查良镛，如巨人之双臂，擎起两片天　地，震惊世界。　　　　　　在香港；金庸（查良镛）有“大侠”之称号。以一支秃笔起家而成巨富，　在中国确属少有。　　　　　　香港的报人，商人文人参半。　　　　　　商人办报，最典型的是胡氏家族和马氏兄弟。《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　年8月，马氏兄弟的《东方日报》1969年方问世。他们都以较雄厚的实力，　以经商的方式，鼎立于报林不败。　　　　　　文人办报，较著名的有《大公报》费彝民、《文汇报》李子诵、《新晚　报》罗孚、《晶报》陈霞子，等等。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前三位，　是高级受薪人员；后一位陈霞子，文笔犀利泼辣，经营却略逊一筹，《晶报》　因难以维系而停刊（1991年）。　　　　　　再往前溯，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一代文化知名人士成舍我、胡政之、　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夏衍、徐铸成等都在香港办过报。他们还不是　一般性的文人办报，而是把报纸当成宣传阵地。他们的最高追求不在金钱，　而在主义。40年代至50年代初，他们均先后返回内地。　　　　　　一般来说，文人办报，名气显赫，但财气往往稀薄。老一辈文人，重　义轻利。战后一代文人，通常是主义“于我如浮云”——更着重自身利益。　　　　　　谁都知道在商言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办报，成大气候　的不多。一旦成功，那便是文名财名集于一身。　　　　　　　《信报》老板林山木60年代还是《明报》资料室管理员，后赴伦敦学　经济，回港后不久创办财经专业日报　《信报》。《信报》以“信”生存，身　居老板的林山木，每天署名写《财经短评》，是香港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信　报》读者文化层次高，销量较少。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　发行量总在稳步上升，是一份潜质很大的报纸。　　　　　　谈到林山木，不能不谈到他的前老板查良镛。全世界的华人，很少有　不知道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查良镛笔名）。对报业大王查良镛，知道者要少　得多。金庸创办《明报》，以12亿港元的身家跻身于香港10亿超级富豪之列。　全世界的华人作家，第一富翁当属金庸。香港文人办报，最成功者首推金　庸。　　　　　　　　　　　　　　　　　　　　　　　　　　　　　　　　　　　从政碰壁　　　　　　金庸原名查良镛，“镛”字一分为二，就成了“金庸”。　　　　　　1924年2月，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的封建世家。查氏宗词，有　一副康熙帝赐的御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自古海宁多才子。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大诗人徐志摩、查良　舒（笔名穆旦），都是金庸同乡。其中徐志摩、查良舒，分别是金庸的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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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兄。　　　　　　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也是清末的一位　大学者。父亲查枢卿是个乡绅，家中拥有土地3600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　大户人家。　　　　　　金庸读小学，来去有长工专门接送。若下雨下雪，长工就背着他。“宁　波出商人，海宁出文人”，海宁读书的风气盛，稍有钱的人家都有大量藏书。　金庸很小就看了许多古典小说，这为他日后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　　　　　　1937年，金庸考入省立嘉兴中学。读到高中，家乡沦陷，金庸随战时　联合高中流转于浙东山区。没有了家庭经济来源，金庸靠政府补贴生活。　在联合高中，金庸出于义愤，撰文影射训导主任，结果被开除。金庸只得　转入浙西的衢州中学念书。　　　　　　在中学时代，有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与另两位同学编了一本初中升　学复习指南《给投考初中者》。他们自行印刷发行，销往浙、闽、赣三省，　赚了一笔较丰的利润。　　　　　　金庸少年时，就显示出难得的经商天赋。但他无意经商，只是好玩而　已。金庸的理想是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当大学教授。高中毕业，世界仍为　战争风云笼罩，留学无门，教授梦不得不泯灭。　　　　　　金庸起念做外交官，如愿以偿考进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政工外交干部的学校，育一些很特殊的学生，他　们由政府各级机构保送上学，故叫职业学生。职业学生以“革命功臣”自　居，自诩经历过枪林弹雨，在学校横行霸道。　　　　　　金庸气愤不过，去校方投诉，责问校方如何容忍职业学生的劣行，并　同训育长展开激烈争辩。　　　　　　校方给金庸投诉的答复是：勒令退学。　　　　　　外交家之路嘎然中断，大学无转学之例，金庸到中央图书馆做小职员。　抗战胜利，他回到家乡。不久，到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这时的　金庸，仍未想过吃新闻饭，他没干满一年就去上海，通过堂兄查良鉴　（上　海市法院院长）的关系，进东吴大学插班学国际法。　　　　　　金庸仍想着圆他外交家之梦。　　　　　　1946年秋，上海　《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这种　职业，便于了解国际形势，对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金庸便去应聘，　3000报名者，金庸属千分之一的佼佼者。这样，金庸一边就读，一边兼职。　　　　　　1948年3月，总经理胡政之带人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不久，金　庸被上海　《大公报》派往香港。当时国内形势十分混乱，金庸中断学业，　欣然赴港。　　　　　　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钱也没带！这样　连下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头大汗。　　　　　　正巧，坐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马上借他10　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　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来香港创下庞大的基业，应　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　　　　　　　《大公报》是一家民办报纸，一直奉行“不党、不卖（不卖弄）、不私、　不盲”的中立方针。1948年秋解放战争后期，《大公报》积极向新政权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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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反蒋社评。自此，中间派的《大公报》转　为香港著名的左派报纸。　　　　　　金庸此时是左派分子。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声称存于香港的器　材归新中国所有。而台湾方面也发表声明，声称其合法拥有权。　　　　　　金庸赶写了一篇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发表于《大　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篇论文，颇得中国国际法权威梅老的赏识，梅老曾任东京战犯法庭　中国首席大法官，声望极高。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外交部聘请他任顾问。　梅老从东京取道香港上北京，滞留香港时，特地与查良镛会面。他这才发　现金庸是这么年轻，英文极好，并学过外交学与国际法，是难得的外交人　才。　　　　　　梅老到职后，给金庸拍来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来京协　助他工作。　　　　　　金庸大喜过望，梦寐已久的外交家理想终于可实现了！不料，太太竭　力反对。金庸不惜离婚，匆匆北上圆他外交家之梦。　　　　　　金庸有股小布尔乔亚的狂热，而梅老也有几分书生意气。他电召金庸　进京，却解决不了金庸的工作。他方明白他位尊而无实权。不过他不慌，　金庸与乔冠华相熟，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　　　　　　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在外交部　颇有实权。抗战时，乔冠华曾在香港从事过新闻工作。1946年，受中央委　派来港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长。当时，乔冠华每周都要与采编人　员开会，金庸与乔冠华均是江浙人，两人私交还不错。1949年底，乔冠华　回京工作。　　　　　　对老友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他又坦诚相告：“外交部的确需　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军政学校教育的地主后代，一个未经历过　革命考验的非党人士，恐怕很难进政审严格的外交部。”　　　　　　乔冠华的话如晴天霹雳，炸碎了金庸的外交家梦。他灰溜溜回到香港。　许多年后，金庸感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岂可容纳我这种出身的非党人士？”　　　　　　　　　　　　　　　　　　　　　　　　　　　　　　　　　　　　　文坛侠客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婚姻，还差点丢失饭碗——　《大公报》的　个别负责人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　的小编辑。　　　　　　那时《大公》，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　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传说那里抓得更紧。　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　　　　　　　《大公》、《文汇》的第一代负责人胡政之、徐铸成早已调回内地，工　作由更可靠的同志接替。胡政之病逝上海，不久，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金庸于1951年调《大公》另创的《新晚报》。两报虽都是左派报纸，但　氛围不大一样。《新晚》面对的是市民读者，力求办得轻松活泼，不必像《大　公》《文汇》那样，肩负起与国民党报纸针锋相对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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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在副刊任编辑，并在副刊上写影评文章，月收入有1000港元。　　　　　　金庸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位是报社负责人罗孚，擅长写散文杂文；一　位是内地　（广西蒙山）来的大学生梁羽生。梁兄长金庸几岁，其时尚未涉　足武侠，不过爱看武侠小说。这一嗜好金庸亦有，两人常对白羽、还珠楼　主的武侠小说津津乐道。　　　　　　1953年，香港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在澳门设擂台比武。港澳　为之轰动，虽比武不像旧派武侠小说写的那么精彩，但足让人大饱眼福，　未临擂台者只有通过耳闻或报章了解详情。　　　　　　各报均派了记者现场采访，《新晚》别出心裁，出了一期比武号外，瞬　间被一抢而空，罗孚灵机一动，何不趁热在报上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这　不是招侠读者的绝招妙术吗？　　　　　　罗孚首先想到梁羽生，这个夫子，平时写国际方面的文章也喜欢夹几　句“之乎者也”，现在“之乎者也”正好派用场。　　　　　　梁羽生果然孚望，《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斗”得看官如痴如醉。梁　羽生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新晚》也一纸风行，成为畅销的晚报。　　　　　　其他报纸见猎心喜，纷纷向梁羽生“讨货”。梁羽生一连开了几家报纸　的连载，声誉日隆，又恨分身无术，他实在应付不了约稿者的穷追猛打。　　　　　　此刻，未来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尚在坐冷板凳。　　　　　　梁羽生和罗孚，同时想到武侠迷金庸，又同样吃不准金庸驾驭武侠的　能力。金庸的不少文章洋气扑鼻，还喜欢夹杂几个英文词在里面。这正是　他坐了一年多冷板凳的原因。金庸见梁兄一炮窜红，早就心痒难熬，跃跃　欲试。　　　　　　1955年的一天，罗罕找到金庸，说　《香港商报》急需武侠连载，我向　他们推荐了你，说你精通武道，文笔最最适合写武侠。啊，你可不能把小　说写成翻译作品那样的味道哇！　　　　　　金庸同样孚望。他把数篇稿子交给罗孚，罗革看后拍案叫绝。小说名　是《书剑恩仇录》，第一次用“金庸”作笔名。　　　　　　梁羽生、金庸，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这成为本世纪最　奇特的文化现象。　　　　　　金庸偶试身手，不同凡响。自此，一发而不可止，成为本世纪读者最　多的华文作家。　　　　　　　　　　　　　　　　　　　　　　　　　　　　　　　　　　　创办　《明扳》　　　　　　1956年，金庸调《大公》，由原来的国际版编辑改做副刊编辑，除此，　一切如故。　　　　　　　《文坛侠圣——金庸传》作者冷夏先生，在书中对金庸在报社的处境　有一段结论性的评介：　　　　　　　“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　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犒酬，查良镛的经济　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　来太多的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束缚越来越大，　故他在精神上感到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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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