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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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我默默地坐在床边，心里有些犹豫不决。的确，我有了造船的场所。但这只是刚开个头罢了。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我必须做出决断：全力以赴，还是就此放弃。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还不足以完成这个昂贵的试验。也许那些出版商们愿意为最后的成果赌一把。但如果什么成果都没有呢？我坐在那儿，用手摆弄着一张小纸片。所有的僧侣、拉基人、科学家和纸莎草专家们都认为，这种纸莎草船至多可以在平静、清澈的水面漂浮十四天，要是在波浪起伏的咸水中，它能漂浮的时间更短。我自己倒是坐过几个小时的卡代、汤夸和沙法特，甚至还亲身体验过纸莎草船散架的滋味。我知道生长于美洲的高香蒲能在海洋上漂浮很久，它的纤维状外壳和海绵状髓质都与纸莎草相似，但纸莎草可能比高香蒲吸水更快一些。
我展开一张碎纸，上面的笔迹似乎出自孩童之手：
“现在在意大利的亲爱的托尔：
你记得在乍得湖的阿布杜拉吗？我准备同奥玛和穆萨一起过来，为您建造一艘大卡代。我们正等着您的吩咐。我现在在拉密堡的帕斯特？埃尔店里当木匠。
此致
阿布杜拉？德吉布林”
阿布杜拉那张黝黑爽朗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眼前，眉『毛』和鼻子上的伤疤仍然历历在目。看着这封感人的信，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难得啊，这位生活在中非深处、一字不识的汉子居然主动拿着我的地址到拉密堡去找人给我写信。这更坚定了我行动的决心。还犹豫什么呢？阿布杜拉都已经准备好了，而奥玛和穆萨也愿意参与。同基督徒用以逃到埃塞俄比亚岛屿的船相比，他们所造的船要大得多，能载着好些牛在乍得湖上航行。即使把全世界所有学者对于纸莎草的知识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的多。他们对卡代充满信心。他们希望造出一艘能用上好几个月的大船，然后亲自驾船航行到遥远的大陆。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我只能用行程所需要的天数来描述旅途的遥远。
阿布杜拉的这封信最终消除了我的忧虑。我信得过这些乍得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亚的斯亚贝巴去了电报，发给塔纳湖上那位拥有两只大船的意大利老板。我们已经约好了，他一收到我的电报，就派阿里和他的手下去塔纳湖西岸的沼泽收割一百五十立方米或五千立方英寸的纸莎草，并将它们放在塔纳湖北岸晒干后捆好备用。这位意大利人名叫马里奥？布斯基，是一位中年实业家，身材高大，满面红光，一看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曾亲自将他的两艘沉重的摩托艇从红海运到塔纳湖。1937年，他又组织将一百八十吨重的阿克森巨石从埃塞俄比亚搬到了罗马。现在，他正等着有人请他再把巨石搬回来，因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正在催促意大利『政府』，要求归还巨石。
我本来想通过尼罗河把纸莎草运到埃及去，但是考虑到途中得经过好些个瀑布，在经过苏丹共和国时还会遇到种种关卡，这样做未免太过冒险。最后我决定将这五百捆纸莎草从塔纳湖起运，经过埃塞俄比亚的重重山峦，最后运抵红海，中间是长达四百五十英里的艰辛旅程。但布斯基却像迎接挑战般接受了这一任务，因为就算像座小房子一样高的一垛纸莎草，其实也就不过十二吨重。
一天都不能耽搁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想赶在美洲大陆的飓风季节来临之前驶达大西洋彼岸，5月份就必须从非洲出发了。我担心现在收割纸莎草为时尚早，因为存放太久的纸莎草不太结实。但如果现在不开始的话，我们就无法赶在5月份出发。收割二三十万根纸莎草秆是件很费时的工作。因为塔纳湖正处在涨水期，为了使每根收割的草秆长度都达到十英尺，就必须在水下面很深的地方下刀。然后要把它们放在阳光下晒干，不然扎上捆后就会腐烂。接下来，这些纸莎草就要开始翻山越岭、踏上前往红海的艰苦旅程了。苏伊士地区正在打仗，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如果要在这一地区卸货，还得费一番周折去争取特别许可。事实上，这些易燃的纸莎草必须登陆苏伊士，然后再通过重重封锁的道路运抵开罗附近的尼罗河。在它们到达金字塔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沙漠中建立起一个营地，配备上一名厨子和各种供给物资，以备保安和劳力使用。造船工作将由几个来自乍得的布杜马黑人领导。他们目前还住在中非沙漠附近的浮岛上，过着简单、原始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船的建造将是一项长期工程，数十万根纤细的纸莎草要被捆扎成一艘长四十五英尺、宽十五英尺的航海船。同时还要事先计划好，将造好的船运送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非洲港口，它将在那里下水启航。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船帆和桅杆，古代埃及的『操』舵装置，用柳条编成的船舱，特制的储藏用土陶罐，以及用古法制成的食物等等。而我们拥有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
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向埃塞俄比亚发了一封电报。我坐在床边，掰着手指盘算开来：从今年12月到明年5月，只有六个月。我心里一急，不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我找来纸和笔把我所能想到的事情都记下来。事不宜迟，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同时启动。最重要的是，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进行这项试验。
自然地，我首先想到了我的老伙伴们，我们曾经一起乘坐“康提基”号木筏进行了一次为期一百零一天的航行。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重聚，重温过去的时光。但是现在，我们几个恐怕很难再次聚首了：科努特？霍夫兰在奥斯陆担任康提基博物馆馆长，工作甚是繁忙，而最近又被国家派去组织修建一个挪威抵抗运动博物馆；赫尔曼？瓦特辛格一直在秘鲁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渔业专家，不久前又被调往罗马担任部门总部的主管；本格特？丹尼尔森是我们中惟一的瑞典人，航行结束后作为一名自由民族学者，一直呆在塔西提岛，最近，他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一职；艾瑞克？赫赛尔伯格依旧是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背着吉他和调『色』板环游世界，如果让他来，他肯定会立刻答应；当年义无返顾参加“康提基”号远征的托斯坦？拉贝，已经在一次北极滑雪探险活动中不幸遇难，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当时他是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西北部给远征队做无线电发报员。
在“康提基”号远征中，六个成员全都是北欧人。而这一次呢，我想要在小纸莎草船上尽可能多地聚集天南地北各『色』人种。如果挤一点的话，我们的船上也许能容纳七个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我自己来自欧洲的最北端，所以我还想找一个来自欧洲最南部的人，意大利人会是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欧洲人都是“白人”，那就应该再找一些“有『色』”人种，而我所见过的最黑的黑人就是乍得人，所以船上的七个人应该包括三位纸莎草专家中的一位。由于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非洲和美洲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还应该象征『性』地找一名埃及人和墨西哥人参加。另外，为了在这支国际化的团队中加入不同的意识形态，我还想找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因为船上空间有限不能参加这次冒险，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在船上悬挂联合国旗帜来代表他们。
时代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在各国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喷气式战斗机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上空咆哮而过，已经关闭的苏伊士运河上炮声震天。五大洲的士兵们正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作战。而在没有战争的地方，由于担心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人们守在核按钮旁边，上好了弹头严阵以待。而在一个漂浮的芦苇船上，空间是如此狭小，只够船上的人们相互握手。这次航行本身就是一次试验，一次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探索。但这次航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让我们提早体验人类人口过剩、拥挤不堪的明天。有了电视、喷气式飞机和宇航员，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的祖先曾生活过的地球已不复存在，曾经广袤无垠的世界现在只用一小时四十分钟就能环游一周。无尽的山脉和无边的大洋再也无法将世界分隔。各民族不再孤立隔绝，他们相互联系，甚至相互倾轧。数十万的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原子裂变和激光技术，我们小小的星球正在以超音速奔向未来。未来世界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艘巨型科技之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想因为人类共同的负担而沉没，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
驶在风口浪尖的纸莎草小船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它将通过事实来证明：人类可以不受国籍、宗教、肤『色』或政治背景的限制，共享和平，同心协力。他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人类才能求得自保。
我拿起笔开始给阿布杜拉写信。我告诉他，我的确需要奥玛和穆萨过来帮忙，而他自己也得来当翻译。我在信中问道，我是否需要亲自去一趟，把他们接过来；或者由阿布杜拉自己去博尔村，与其他两个人会合，把他们带到拉密堡，然后我再寄给他们从拉密堡到开罗的机票，并在机场迎接他们。
令我吃惊的是，阿布杜拉再次请人代笔，很快给我发来一个简要的回复：他需要一个工作证，这样他们三个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需要三张去埃及的飞机票，外加十五万乍得法郎。只要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安排一切，而我就不需要亲自去乍得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连意大利国家银行都弄不清乍得法郎的汇率。要使这些钱安全到达阿布杜拉手上，还要克服数不尽的麻烦和问题。钱到了阿布杜拉手里就真的安全了吗？我信任阿布杜拉，是因为他为人机警、模样可靠，但我对他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他穿着一件白衣在博尔村从天而降，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了翻译，然后就消失掉了。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个木匠。但如果阿布杜拉没有欺骗我的话，倒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不用去博尔接他们三人，我就能腾出时间去秘鲁拜访当地的印第安人，我还得去莫斯科和美国为这次航行寻访另外两位伙伴。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工作了。埃塞俄比亚的布斯基动手准备纸莎草，乍得的阿布杜拉负责召集造船工匠。纸莎草和造船匠应同时到达埃及，而那时，沙漠营地也应该在开罗附近修建完毕。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一位很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意大利中学教师，名叫安格鲁？考里奥。罗马教育部给了他六个月时间，随同我们的国际团队一道在埃及从事语言研究。他来的时候，像一位旅行者，带着行李和摄像机，一群导游见了马上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来，有的要带他去看狮身人面像，有的要教他学骑骆驼。要想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环境下生活下去，他就需要一位懂得当地的法律和习俗，能够打通各种关系的联系人。前任陆军上校阿迪亚？奥萨玛正是一位理想人选。在战争期间，他的工作与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有关，因此显得颇为神秘。他彬彬有礼，善与人交往，能打通各种关系。因此，他就成了我们与当局的中间人，帮助我们获得了在苏伊士战争区当中卸下纸莎草的许可。
现在，各项工作已正式开始运转。不同语言的电报、电话和加急信件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要确保所有工作在美洲飓风天气到来之前顺利完成，整个计划就应该严格保密。至于那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候选的埃及人。等三个乍得造船匠到来之后，再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我正等候苏联的回音。还要去一趟美国。12月份已经过去了，1月也随即消逝，还剩三个月的时间。纸莎草目前正在塔纳湖岸边晾晒，意大利人考里奥正在开罗等候着。我与阿布杜拉暂时失去了联系，他正去博尔村接另外两个造船匠。在纽约，我见到了我在美国的联系人弗兰克？塔普林。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美国商人，积极参与和平事业，是世界联合主义者协会的活动家。该协会致力于增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和扩大联合国的影响力。知名的纽约评论家诺尔曼？科森斯是该协会的『主席』，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密友。吴丹在庄严的联合国大楼顶层接待了我们三人。
七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人，在一捆纸莎草上横渡大西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获准了使用联合国旗帜，只要我们遵守如下规则：船上所有的旗帜必须大小一致，挂在同一高度。我们可以将七面国旗挂成一排，联合国旗帜则挂在两边。吴丹秘书长向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他询问我们将从哪里启航。
“我考虑从摩洛哥出发。”
“那你就必须去见见我的朋友阿米德？本希玛，他是摩洛哥驻联合国的大使，往下十五层，就在第二十三层。”
在二十三层办公的大使先生是一位高个的杰出外交家，也是摩洛哥名门后裔。他友好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坐进宽大的扶手椅里，大使平和地与我们交谈起来。
“也就是说，你们将乘着纸莎草船从我的祖国出发。”他递给我们香烟，淡淡地说道。
“谢谢，我不抽烟。”
“你们将从哪一个港口出发呢？”
“萨菲。”
“萨菲！那是我的家乡啊！为什么偏偏选中萨菲呢？”
这时他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带着一脸吃惊和好奇的表情站了起来。
“为什么是萨菲呢？”他又重复道。
“因为萨菲是直布罗陀以外，非洲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卡萨布兰卡是一个现代港口，而萨菲则从古代就声名远播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水手在被海浪卷走时，最容易被冲到萨菲来。而在萨菲港口以外，洋流和信风又会将海上的一切漂浮物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