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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历史选择了毛泽-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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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的回忆。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七月六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邓拓自从一九四二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六月十一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记录的漫长的会议,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才结束。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字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强调道: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内中,任弼时因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严重,于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毛、朱、刘、周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后来变成毛、刘、周、朱。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1

    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即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百六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毛泽东在党内实行“团结——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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