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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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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     
  第三章 我的蒙师黄祖炎   
  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插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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