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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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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2。

    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3。

    搞个人迷信。

    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

    ,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4。

    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同志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5。

    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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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981

    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提出“四个一点”。

    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22个。继续搞高指标。

    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要求粮食达到800亿斤,原油2。

    5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

    ;这次冒进搞“大洋群”

    ,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

    《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八大路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2、关于“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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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

    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3、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

    ,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

    ,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

    、“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

    《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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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191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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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A

    在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

    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

    原载1988年3月28日A《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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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391

    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

    、“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

    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

    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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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大跃进”

    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

    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

    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

    ,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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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591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

    “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

    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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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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