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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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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92

    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

    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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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其条件与境界如何?

    “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这一理想世界深埋毛心中,晚年又挖掘出来,用之于人民公社运动。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

    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

    1920年2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

    这个学社于1915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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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13

    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

    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

    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

    ,“庄子效法于庖丁”

    ,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

    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更有充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文革”时笔者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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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

    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

    《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

    ,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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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33

    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空虚的思想”

    ,“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

    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

    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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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

    为抵制“左”

    倾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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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53

    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

    在1939年2月间,毛在致陈的一封信和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三达德”的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

    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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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

    ,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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