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句话便大大待考。

　　　　因为虽然我们也曾听见某个不孝人着雷，但不过是偶然的一回，许多不孝的人不见得都着雷，许多着雷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间有个雷公会专打不孝人，这些理由完全说不出来。譬如说：“人死会变鬼。”这句话越发大大待考。因为从来得不着绝对的证据，而且绝对的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

　　　　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

　　　　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知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

　434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９１４

　　　　此事物与被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识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

　　　　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象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函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他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扩大。倘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

　　　　，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信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

　　　　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性质，大抵都

　435

　　　　０２４梁启超文集

　　　　是如此。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

　　　　——本来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证：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436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１２４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

　　　　二、思想内容之虚伪。

　　　　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

　　　　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沈澱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涂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

　　　　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

　437

　　　　２４梁启超文集

　　　　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

　　　　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438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３２４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约１９２２年１２月）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　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

　　　　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

　　　　，这却太不成问题

　439

　　　　４２４梁启超文集

　　　　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

　　　　，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

　　　　，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

　　　　这又为什么呢？

　　　　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

　　　　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

　　　　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

　　　　一

　440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５２４

　　　　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

　　　　（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

　　　　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因果是什么？

　　　　“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

　441

　　　　６２４梁启超文集

　　　　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

　　　　（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

　　　　，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

　　　　，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

　　　　，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

　　　　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

　　　　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

　　　　，可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

　　　　，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

　　　　明成祖派郑和入海。

　　　　，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

　　　　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

　　　　因为人

　442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７２４

　　　　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

　　　　，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

　　　　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

　　　　，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