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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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是学生，明天当了工人，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个青年农民，一跨进工厂，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群众中有觉悟程度的不同，甚至出现若干工人阶级的叛徒。
有些人吹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吹嘘他们自己。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够不上是工人阶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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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个别人甚至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叛徒、民族的叛徒。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就出了这样的人，当然这是极少数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和我院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因为掌握了较高的文化知识就妄自尊大，自命为是工人阶级、人民中间天然的最优秀的一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知识分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了解实际不多，同工农群众联系不多，因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们既要利用我们文化知识较高的条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做到无愧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所以，文件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即要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应当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等等。我们不认为，知识分子天然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要努力去做，是能成为工人阶级最优秀行列中的一员的。
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文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出要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种对立和斗争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存在，如贪污、以权谋私等现象，也是使社会主义变质的现象。我们党正在大力反对这些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法律和行政手段以外，很重要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进行。因此说，反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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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自由化和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知识分子都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变成整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间真正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是极少数。
文件说：“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整知识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广大知识分子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的人，思想理论上有某些模糊认识的人，正在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当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起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
文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
文件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贯彻‘双百’方针要十分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把握好政策界限。”
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是个新提法。我们过去常常一讲贯彻“双百”方针就想要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但常常又分不大开。当然有些学术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有些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很难说和政治无关。既然和政治有关，是不是都可以上纲上线说成是政治问题呢？现在提出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就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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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说，一个人在学生中煽动闹事，尽管讲的好像是一篇学术道理，但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按政治行为来处理。如果是学术行为，那么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政治行为，而要当作学术行为来对待。这就是要经过讨论，辩论，开展学术、艺术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应当有利于增进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有利于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简单和粗暴的做法。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会赞成，但是做起来的确不容易，还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政策既然明确了，问题就在我们学术界怎样努力做到。应当看到，在我们学术界中，“文革”
大批判的遗毒还是有的。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简单宣布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们大家的切实努力。
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真正是一种相互切磋、探讨、借鉴式的讨论。我过去有个经验。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在一次学术界的座谈会上，我对某位同志批评胡适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协调；虽然我并没有因此遇到麻烦，没有说我就是“包庇胡适”
，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当时的空气下毕竟没有能推行。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只要“大方向一致”
，怎么说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适，怎么说都行，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１９３２年左联办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是针对胡秋原的。胡秋原先生现在台湾，当时他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所以左联的杂志就用诗来狠狠地攻击他。鲁迅对这种做法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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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杂志的编者周扬，周扬把它发表在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当时是把“第三种人”看成敌人的，这个看法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我这里要说的是，鲁迅提出对敌斗争也不能靠恐吓和辱骂，认为这样做不对。这种精神我们现在都不大有了，搞成只要“大方向一致”
，随便怎么说，怎样上纲上线都行，别人都不能提不同意见。这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批评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联系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如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到底某种思想观点是否同资产阶级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应该认真研究，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被认为错误的东西的批评，要进行分析，要讲得有道理，有分寸。也可能有的人说得不适当，有的人说理不够，那么大家可以来讨论。虽然你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你的批评不大完善，怎样说才恰如其分，这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不能说我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对我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学术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
我提出上述意见，我以为是有利于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同时，也可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者间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如果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开，把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区分开，把握好政策界限，我看“双百”方针是可以贯彻执行的，但这要靠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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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我们学术界本身要真正显示出我们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
１９０年９月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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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胡绳文集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吃过教条主义的亏。
６０岁以上的老同志几乎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遭受很大的损失。后来，毛泽东同志纠正了这个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又有一段时间吃了教条主义的亏。比如，搞计划经济，就以为越包罗万象越好；搞公有制，就以为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讲阶级斗争，就以为无时无刻不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着手纠正这种错误，针对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教条化的倾向，着重提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从抽象的概念、教条出发，不顾实际，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实际出发，固然是产生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并不是充足的前提。就是说，并不是只要从实际出发，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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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并不只是说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句话。他说：“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号召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１４３页）。
这是全面的说法。
我们党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教条主义只讲原则，不看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但是，以“从实际出发”为理由，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很容易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得出各种错误的结论。总的说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在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从具体实际出发，就是一定要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结合。当前，我们仍然要讲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但为了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有必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
近几年，世界上兴起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我觉得其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是片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苏联斯大林时期，确实在理论上、实践上有许多错误是教条主义性质的。
有的同志说，苏联一些人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是针对３０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因此似乎只能肯定这种提法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认为，苏联一些人的提法虽然有它的针对性，但这是不是正确地全面地总结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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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胡绳文集
而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说，因为它从某种实际出发就是正确的而应得到肯定。因为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有全面和片面之分。考察同一实际情况，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就讲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美国人布热津斯基讲，２０世纪是共产主义大失败。他也是根据一些实际材料，但他的这些实际材料并不是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全部实际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也提出某些个别的、零星的事实材料来作为他们的论据，他们实际上是抱着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教条，但他们的思想的表现形式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我们说，必须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依靠狭隘的、个别的经验。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人们的认识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每一时代的人总是要参考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正确知识，甚至以此为依据，再来认识新的事物。
比如设计一座长江大桥，当然必须掌握有关的水文、地质的具体情况，但还必须有造桥学、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已往的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比造桥这样的工程复杂得多，但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人们必须结合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来辨明一枝一节的经验，并且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新的实践经验来补充、纠正、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认识。
通常我们认为“就事论事”
是不可取的。
“就事论事”好像也是从实际出发，但是完全不顾这件事同有关的其他事的联系，不顾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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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与这件事有关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对这件事作出正确的评论的。说“就事论事”不可取，也就是说，狭隘的经验主义不可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能据此而认为，好比说，如果建筑长江大桥有两个不同的设计方案，就必须造出两个不同的桥来，才能评定这两个设计孰优孰劣。人们可以事先评论，是因为已经有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如果一概否定已有的科学知识，那只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他在说这话的同时，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是在１８５９年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