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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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的经验，乃至后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以后的经验，都表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重要。如果无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把重心转移的良好愿望冲垮。还可看到，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就必须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时就能提出两个基本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等政策。但是，书中用生动的丰富的事例说明，不懂得也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乃至客观的自然规律）
，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这样做只会造成破坏生产力的结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动摇。
“大跃进”
的失败既不证明工作重点不应该转移，也不证明国民经济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由于书中对八大正确的决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如何转向反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我感到人们是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当丰富的教训的。
我在这里想讲的本书中另一个分析细致的例子，是关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
，继而转为大反其右，在全党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从表面现象看，那就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对待党内批评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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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对待这封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彭总不写那封信，或毛主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好一些，形势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么？这好像很难令人相信。
书中认为，这次庐山会议以前半年多的纠“左”
，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也指出，这时期的纠“左”是极不彻底的。书中说，“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
（８４０页）。
这就是说，庐山会议的反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仅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写封信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而发生。所谓不彻底，就是不认识、也不承认在“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而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
书中说，“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
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８６７页）。据此，我认为，本书作者下面这段话是说得有道理的。
“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８７５页）。当然不能从庐山会议得出彭德怀同志不应该写那封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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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的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及时收到好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的意义上说来，他写信这一举是具有积极的伟大的意义的。
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的问题上，留给后人以丰富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对此，本书中有充分的论述。
从书中的论述还可看到，对于党内的“左”的错误要彻底纠正，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彻底，当然不是加上几顶阶级帽子，不是采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庐山会议采用的至少是近似于这种方法）
，而是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
本书对庐山会议作了深入的分析，其用意可能是在此吧。
第三，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作者认为，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这里就来略微谈一下，反映在这本书中的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书中引用了毛主席１９６１年８月在庐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对这些话，一波同志评论说，”那时，人们还不大兴使用‘探索’这个词，但毛主席这段话已清楚地表明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探索的思想“
（１２７０页）。对于过去没有做过和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要能完全弄清楚，固然也可以参考前人已有的经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以自己经验为依据的思索。
人们往往要经过挫折和失败的反复的过程，才能逐步地排除错误的认识，并从比较肤浅的认识，逐步达到比较深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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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认识。承认探索的必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中国，当时说探索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那时至少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需要独立地进行什么探索，只要照葫芦画瓢，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照苏联已有的办法去做，探索就完全是多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探索，就是说，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不是在一切事情上苏联曾怎样做就只能怎样做。应该说，毛主席是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有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弱点的第一个人。一波同志在书中说，“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
（６５９页）。
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弱点的论述，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一波同志的书中说，毛主席“１９５６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
（７１８页）。不过这个探索在根本上是失败了。
要摆脱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的弊病，进行探索，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提出这种想法，也是不容易的，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看来很完整的经验，这套经验不但已经收到相当的效果，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维护它的理论，也形成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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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不许丝毫违反的权威。毛主席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也就是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愿，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经验；又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照抄苏联办法而取得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的经验，敏锐地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和弱点。因此，毛主席勇敢地向中国党提出独立地进行探索的任务。毛主席自己进行了这种探索，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毛主席的鼓舞下，也进行了这种探索。
一波同志的书，反复强调探索之艰难。的确，一般说来，对于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从不知到知，从不甚了了到完全了解，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特殊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还要排除由于苏联的经验而形成的一些凝固的然而是不正确的观念，就更加复杂和艰难了。
根据一波同志书中的论述，我想，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的探索中，出现了大致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仍然陷在苏联模式的弊病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抛弃了苏联的那种束缚各种社会积极性的僵化的模式，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单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这就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
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和苏联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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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近似之处，但因为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别严重的灾害。
第三种情况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彻底，收效甚微，未能坚持进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一篇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他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利。根据毛主席的这种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几次放权给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这些改革中包含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又指出，这种改革当时并未生效，往往成为放权和收权的反复。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情况有关系的。
第四种情况是，党做了不少纠正“左”
的错误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缩小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还提出了一些从长远意义上说来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念。
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坚决驳斥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经济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工业、农业、知识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书中，对于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对于１９６２年邓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对于周恩来、陈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价。
书中还谈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试办托拉斯。
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逐渐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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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还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很容易想象，这样的看法不久后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在那十年中确是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得出过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现了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趋向。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只能在一个短期内多少起一点作用，或者简直在刚产生后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来看，人们也许会说，这十年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薄一波同志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过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从长远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就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１９０年以后，世界上常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近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恐怕还应该回顾历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们开始十年探索的时候。在那时，中国的面前本来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做。如果那样做，就不会犯“大跃进”
、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也不会和苏联发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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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冲突，而是维持“牢不可破”的关系，以至成为一个大的“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
由此可见，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发起的探索，是多么重要。
这种探索，固然没有能够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们曾在一个时期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这些反面的经验，给了我们以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而且我们党在那十年探索中得出的一些新的观念虽然一时不能起作用，但是它们却是１９７８年以后新的思想的萌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一波同志的书在深刻评述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同时，又仔细地历述那时毛主席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是极有意义的。
一波同志的书的下卷一开始就谈到毛主席１９５７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充分估计了这篇论文提出的创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一波同志指出，这些创见是当时苏联官方不承认的。当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毛主席敢于说不，敢于进行新的探索，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