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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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看来，的确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人们公认的。
十二大在这样一个时候召开的重要性，可以和历史对比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变。第一次是北伐战争以后。
我们党１９２４年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使革命得到很大的发展。那时我们党刚成立不到四年。从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建党，发展到１９２７年有了六万党员。这个新生的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已经走到绝路，和共产党合作后，才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
可是，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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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叛变革命遭到了大失败。这次失败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扭转了这个局面。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发展农村根据地，走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同志也纷纷发动农村起义，使革命重新发展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转变，就是指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农村革命重新大开展。
１９３１年以后，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使我们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的失败，遭到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说苏区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百分之百都损失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新得到发展。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运动兴起了，１９３６年发生西安事变，我们党的力量和中国革命重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次大转变。
在这两次历史性大转变中，当革命遭受挫折、遭受失败的时候，不但敌人认为我们的失败无可挽救，党内也有人发生动摇。背叛党成为托派的一些人（包括陈独秀等人）在红军长征时说，共产党根本路线错了，无产阶级政党怎么能跑到边远的农村去，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还说我们党搞什么农民游击战争，必然失败，不可救药。但是我们党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这两次失败都教育了我们的同志，使我们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杰出人物的领导下，以革命的胆识，坚韧的毅力，正确的战略战术，顽强地继续进行斗争，扭转失败的形势，使革命事业获得新生，重新开创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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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简单类推，但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人们通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当然，不能说凡是失败都会变为成功。如果是根本违背历史潮流的，和人民的利益相违反的事业，失败就是失败。如法西斯战争的失败，就是失败。它的失败，意味着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正义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失败确是成功之母。这就是说，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会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可能从挫折和失败的形势下转变为胜利。不过要使这种可能性实现，还必须有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的正确认识：要能够科学地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斗争历史（包括成功和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的认识，改正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前两次转变都是这样的。
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我们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中国革命必须首先以农村为根据地逐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后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继续不断地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纠正“左”
倾错误。在批判、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基础上得到新的认识，在这种新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团结了全党。
在新的水平上，我们党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这就使得挫折和失败转变为胜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我们总结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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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其中有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问题，又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错误。在分析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不能不牵涉到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党有没有勇气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能不能把这种自我批评做得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时产生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凡是毛泽东讲过的话都不能怀疑，凡是毛泽东做过的事都不能非议。这样我们就没法总结经验，不可能对于过去的是非作出正确判断。
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不但他晚年错误，好像他一生都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对于总结经验也是十分不利的。按照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否定了。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是靠全党的努力，党的许多领导人物的努力，而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一切，那就实际上等于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我们党几十年来的一切成就。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我们党是不利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六中全会，我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
的观念；从组织上又进行了很多工作，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许多问题；重申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年６月举行的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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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史经验，涉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总结。十二大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转变的关头举行的。这次会议将对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取得的许多成就加以总结，继续解决还未解决的问题，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把这几年的历史大转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革命大转变对照一下，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二大所处的地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历史对比。我党取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曾经经过了二十多年实践的检验。
在二十多年中间，有成功，也有挫折，有失败，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党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从思想上批判了“左”
倾路线的错误。
七大不但使我们党能够团结一致地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可以回头看一下，七大以前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举行的六大，对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完备，而且这些认识并没有变成全党的统一认识，也没有把这些原则的规定具体化。因此，六大以后，仍然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后是为时四年多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总之，六大以后中国革命仍然走了曲折的道路。
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时，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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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八大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矛盾，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八大虽然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的准备还是不足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能说是成熟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方针，但没有具体化。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讲，八大同六大的历史地位是相类似的。
现在的情况同八大时大不相同。
我们经过２６年的曲折道路，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同八大的时候比，是成熟得多了。我们共产党人对历史上的挫折和曲折不要徒然地懊丧。如果只是懊悔地想，“要是按照八大的方针做下来，该多好啊”
，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能说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灾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的确八大时，党还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还要经过一些曲折，然后才能逐渐成熟，这恐怕应该说是必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大和七大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八大和十二大的关系，可以说有类似之处，从这两次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虽然有了一种正确的认识，但不是马上能成熟起来，特别是要全党都深刻地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经过实践的反复考验，不经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的教育，要提高认识是不容易的。只有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考验，特别经过失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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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认识才能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对我们、对人类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解决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更为艰难。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举行八大；现在，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举行十二大，这并不是偶合。
在三中全会后的四年间，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转变，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了正轨。当然，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风也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要争取党风的基本好转；社会风气确实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要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转变时期，从“文化大革命”
那种混乱状态，转变到今天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只有这样，才能举行十二大。
这次大会将决定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本纲领、方针、政策。
现在十二大尚未举行，但根据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十二大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然不是同以后比。和以前比，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举行过八大，然后是九大、十大。九大、十大不用说了。十一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举行，却没有能够纠正九大、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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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甚至继续犯了一些错误，妨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可以相信，十二大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年来一些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能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２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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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胡绳文集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１９４１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
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１４０页）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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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１
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８０％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２０％（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