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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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联系前后许多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毛主席为什么感到有压力，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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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我在文章里说到，毛主席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一直不赞成，怀疑和反对的。也有同志问我，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呀？是不是因为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故意宣扬毛主席早就反对计划经济？确实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还是用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所谓别国的模式，当然就是苏联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小平同志是这样评论过去的。
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所以过去我们犯过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搬用别国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别国模式。
不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跃进”
来冲破计划经济，但他搞错了，办法不对，行不通。
譬如说，１９５８年搞过国家计划的“两本账”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计划，又变成省的第一本计划，省里还有第二本计划。这种做法，在鼓吹“计划就是法律”的苏联人看来完全是胡闹。
“大跃进”确实也没有成功。所以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搬用别国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对这样搞法总是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引用李清照的词，叫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里还说到，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毛主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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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划经济确实不满意，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来改变这种苏联模式。
第五点，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说了中国由于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又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得不对。我的话原意是说，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但没有表达好。研究过去为什么犯错误的经验，避免以后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但是我接着又说，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仍以为，１９５７年以后不经过一点曲折，就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曲折和错误的程度大小和时间长短，那是由各种因素决定，不能说是必然的。
第六点，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也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呢？我觉得，３０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给我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训；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外国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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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６月１３日，不知怎么，错写成４月３０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
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
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
都没有做完。
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八点，稍微讲一下６０年代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国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包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对对方国际国内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苏联总想控制指挥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管这叫老子党的问题。他要做老子，用指挥棒来指挥别人，要别的国家服从于它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把别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彼此看法不一样，这是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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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但硬拉着别人跟它走，这是老子党的做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
１９５６年苏共在２０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的同志都很不满意，毛主席仍然说对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这些人当作反党集团打下去了，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此不满。毛主席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见得就好多少。许多同志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再看一看，恐怕还是半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非常谨慎的。但在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让步。
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对这个事情，毛主席坚决抵制，决不作丝毫让步。后来在中国方面仍力求维护双方间的国家关系时，毛主席还说过吵架不要紧，可以吵一千年这样的话，意思是意识形态上尽管有分歧，吵架，但苏联只要不按父子党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那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关系的。
（不过现在看来，在意识形态上不吵最好）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领导人争的也主要是老子党的问题。苏联方面不能公开主张老子党，所以总是突出意识形态问题，以掩盖其以老子党自居的面目。在中国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气味加重，我以为陈伯达、康生是起了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评论当时的事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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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２７９页）。
当时苏联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名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别国，要别国完全服从它的外交战略，甚至干预别国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东欧各国党不能说没有为本国人民做过好事，其所以丧失民心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认为这个党使自己的国家落到了附庸国、卫星国的地位。毛主席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一方面坚决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力求摆脱苏联的模式，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走入错误的歧路，但历史仍应记载下他是探索自己道路的首创人，而且无论如何，与此相联系的前一方面的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彰明昭著。
１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３月２５日出版。文中第五点和第七点所说到的应改正的两处，在本书的前文《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已经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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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１６页，以下只注页数者，均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下简称为邓）提出了些什么重要的新的思想呢？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初步的研讨。
邓的著作当然不是像通常的教科书那样，提出一般的定义，作出一般的解释。
邓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邓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６３页）
但是，我们又必须探讨，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邓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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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为目的，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长青的树，本来应该随着实践而发展，不断丰富起来。邓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下讲四个问题：一、发展生产力；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改革——解放生产力；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发展生产力
邓在１９８６年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１７２页）这个论点邓在１９２年春到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又加以展开。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７３页）
邓一贯强调，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多年来他反复地讲这点。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６３页）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１６页）
邓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是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联系的。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将在后文专题讨论。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邓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断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之所以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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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还不只是为了驳斥“四人帮”
，而且是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缺点而说的。
邓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６３页）
因此，邓又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１６页）。
从我国历史中，还可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思想，有长久的、很深的影响。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也只能是在原有的低下的生产力的水平上，以实行平均主义为自己奋斗的目的。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
邓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１２３页）
对于社会主义说来，公有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按劳分配制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邓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１１页）他又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
（２５５页）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公有制还是发展生产力呢？
对这问题的一种答复是，只有以公有制为目的，才能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另一种答复是，为了重视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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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就要把这看作目的，而把公有制只看作一种手段。这样提问题和答复问题，我看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