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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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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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
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迟迟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
，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
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
，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也不是重要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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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革命”
，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
，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
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
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朦胧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
１９０２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
１９０３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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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
，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
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等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
，“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１９０５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
“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
是指在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包括“秘密社会”
、“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
（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论述法国１８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法国大革命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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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
，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信能引导“下等社会”
，进行“有秩序之革命”
，因而至少在他们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害怕下层群众力量的发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某些发动，这又是使他们比资产阶级立宪派高出一头的特点。
以上所述两点表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而要求革命；他们又不害怕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敢于革命。
但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出严重的弱点。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是不大的。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系很少，也没有能深入到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进行艰苦的组织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海浪涛激起来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等）。革命派以为只要联络好几个会党组织的头头，就能很方便地利用这种现成的，但其实不可靠的组织，只不过表明他们并没的群众斗争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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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感到他们并不能加以控制和领导的时候，他们的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使革命彻底进行下去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
经过辛亥革命，清皇朝是被推倒了，“中华民国”代替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成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固然是两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地主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从君主到民国，也就只是政体性质的改变，国体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基本形势：一、武昌起义前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几乎遍及各省，或者是饥饿的群众抢米抗漕，或者是由于清朝官方以实行“新政”
（办警察、修铁路、办学堂，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为名横征暴敛激起的反抗，或者是由保路、保矿发展起来的爱国运动。这些群众斗争有的有个别革命党人参与，有的反映了革命党的宣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革命党是没有能加以组织和领导的。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播出来以后，自发的群众斗争更加蔓延发展起来，江湖会党组织乘机大为发动。应该说，撼动了清朝统治基石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斗争。革命派实际上是依靠这些斗争取得了推倒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能领导和发展这种斗争，以取得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胜利。
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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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燃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能扑灭烈焰。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它们实行“换马”的政策。它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
；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像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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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又具有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的中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失败和反复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的。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少谈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多数革命党人认定，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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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１９０５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民报〉发刊词》）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
章太炎在１９０７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
，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容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