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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

胡绳文集(1979-194)-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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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把一个女孩儿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接着就是前边六句诗交代她十年从征的经过。然后作者用一大段写木兰回来后的情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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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爷娘和阿姊小弟如何迎接她,她如何脱去战袍,重着女儿妆,等等。这是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议论和叙事也一样,都得有重点。

    重点突出了,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

    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文学描写,不是讲究形象化的,但有时需要有形象化的描写。比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只用很概括的话叙述了我党自1927年革命失败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经过,但是这里面他用了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在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写得多么简明、生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概括地叙述多少年的历史时,写得非常简练、突出而又形象化,这种功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字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关于继承和创新

    最后讲一点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上讲的写作方面,有不少是涉及技巧的问题,而写作主要的还是思想观点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常讲理论上要有什么突破。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总要有新的突破,但我们应注意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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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全集》第39卷,32页)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任意排斥,更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已有的一切成就。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观点。随便做翻案文章,并不见得就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创造。学术界、理论界应该有创新的作品,但是,不把前人许多正确的东西好好总结,就随便发表一个自以为有突破的东西,这不能叫做创新。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是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对于通过历史的实践,通过前人刻苦地研究取得的正确的观点,联系今天的实际,作出一点新的、超过前人的发挥,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创造性。我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界有人问我,你这本书有哪些新的突破。我说没有什么突破。我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不能脱离这些论点。但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青年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充分发挥这些潜力,无论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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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上还是工作上都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效。你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句老话。我们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不要在可以做很多工作、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的时候,把光阴错过。

    1982年12月与青年干部的一次谈话。原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1月1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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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很宽广的。

    回头看过去的历史,还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现在,为了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指什么?当然是指今天的爱国主义——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爱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反对沙文主义、大国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我们反对复古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推动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各民族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仅以有文字可考的而言,绵延不断将近四千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发展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灿烂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要珍爱中国的历史,无愧于中国历史的继承人,并且要用我们的行动,努力写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篇章,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无穷的苦难,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表现了坚强的生存能力、丰富的创造才能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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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一代一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是人民的聪明、才智、毅力和能力的代表。

    在回顾中国自古以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并不讳言历史上的一切黑暗面。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不可能没有黑暗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全部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它也受到旧时代遗留下来消极的、黑暗的东西的负累。科学地分析历史,会使我们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扬光大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也才能最终消除一切消极的历史遗迹。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久,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当然不讳言落后,但是更要看到中国人民并不是只能悲叹于自己的落后,而是有能力战胜落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证明,中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打碎身上的镣铐,能够在似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开辟民族的新的出路,能够在战胜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不断地争求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5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全部中国历史中的有机的一部分。

    这一段历史中有艰难、有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历史的回顾应该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志气,更加发挥我们的智慧与能力,努力学会新的本领,使我们的伟大祖国朝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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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基础于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现在的青年朋友们很需要有对本国历史的丰富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从学校教育中得到,但还需要有可供浏览和阅读的读物。现在已经有许多作者写了这样的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书出现。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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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史学界过去有“以论带史”

    、“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

    等等说法,并且争论究竟哪一种说法对。近来有的杂志又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谈这个问题时,有必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不妨引用马克思说的一段话:“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资本论》第一卷,1873年第二版跋)

    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

    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

    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象;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所谓理论性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本质和规律性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它们隐藏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之中。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把历史的表面现象描述出来,而且要对之有所议论。这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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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深刻,就在于是否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的、有价值的议论,当然不能凭空地产生,而只有在详细地、周密地考察和研究史料之后才能得出来。

    曾有人认为,如果强调“论从史出”

    ,那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是说,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就不能是“论从史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从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发,演绎地推论出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提供我们以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如果虽然从史料出发,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那就可能只得出浮浅的、以至错误的认识。

    “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

    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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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

    ,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

    ,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

    ,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

    ,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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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胡绳文集

    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

    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

    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

    “寓论于史”

    、“夹叙夹议”

    、“以论带史”

    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

    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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