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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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2 阎锡山的“逆徒”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11月8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永安村一河之隔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