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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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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全本』
『内容简介: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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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内容开始…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的研究,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和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主义”。,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告,很难让人能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的自在之物,它是超验的,不可认识的,因而是彼岸的。自,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洛伊德主义是对主观心理世界的认识。前者是宏观社会学,从,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人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3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为古史是各时代后人层累造鹖的产物,因而治史要敢于疑古。,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这样的矛盾现实中开始塑造新的周扬。
    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积极的认识,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党的学说。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工人阶级组织,他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认识,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个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革”,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在1963年12月9日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毛泽东说过:“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不止一次批评过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身上依然残存着对革命有害的东西。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受到过批评而失去权力,相反,他能借运动而增加他的影响力。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周扬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许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虑,更该注意的是他做出选择后是如何领导运动,自己的好恶如何决定了别人的命运。不管情愿与否始人是朗格和李普曼,后发展为若干支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在谈论周扬时,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舍此,就不能勾画完整的周扬。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家)和绝对精神(以艺术、宗教、哲学三种形式认识自己),,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扬。看着白发苍苍显得衰老的他,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过去让许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扬?这就是使胡风和朋友们遭受冤屈的周扬?这就是因为忏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为人斥责的周扬?
    我难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形象叠印在一起。有人说,老年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做报告的风采和锐气。然而,我觉得这时的他,对过去能够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锐气更为难得。
    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至今还为在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过程中,没有采访到他而懊悔。在参加过他的追悼会后,我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去认识他三段式德文Triade的意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使用的,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当然,这困惑不仅仅局限于对他个人的认识,而是对一种性格,对这样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种类型的文人。
    “文革”中关在监狱时周扬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监狱生活的体验,显然为他后来的忏悔做了应有的准备。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冲那种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义早期对他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审视自己。也许,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已经扭曲,异化的力量改变着自己。我宁愿这样认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化那么大的气力,去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周扬仍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夏衍回忆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
    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纲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周扬晚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基本上与“文革”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时和相对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他在解释时,所依据的也是说毛泽东当年在他的一个报告上做过批注,曾经赞同探讨异化问题。
    但是,现在的周扬毕竟不同于以往,他已经摆脱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写的一些话,我认为可能代表着他在看待毛泽东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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