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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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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不堪一击。清军的首领出现大量的不战而逃,甚至投降的情况。

    这表明,清军之败败在〃管理〃方面,这种管理,应该表现为军事体制,而军事体制又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恰恰在这方面,大清朝在洋务运动中并未涉及。

    当然,体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的原因。在相同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人——大清朝的那些精英们选择技术上的转变而没有进行思想上的转变。大清朝的贵族和官僚甚至知识分子中,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出现像伊藤博文、福泽谕吉那样的人。

    另外,在战争过程中,中方没有〃涌现〃出一位堪与日军抗衡的将领。而在日军方面,一批向来具有扩张思想和〃大陆政策〃的执行者可谓〃脱颖而出〃。其中,日军侵华鼓吹者和直接指挥者陆奥宗光(1843…1897)不得不提。

    陆奥宗光少年时赴江户求学,结识当时各幕的倒幕勤王志士,1862年离开江户前往京都从事勤王活动,次年入海军操练所学习,不久与伊藤博文等结识。此后曾赴欧洲考察,并在1892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

    甲午战争爆发前,陆奥宗光配合军事上的挑衅行动,积极在外交上进行活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极力争取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支持。

 日本军舰撞沉〃洋务运动〃(1

    1894年6月25日,俄国政府为阻止日本势力进入朝鲜,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共同从朝鲜撤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被迫于1895年1月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求和。在中国议和代表到达日本前,1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陆奥宗光亲自起草和约草案,并提出以朝鲜独立、中国割让领土、赔款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与伊藤博文同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3月,在日本外交、军事压力下,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乞和。之后,双方代表两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由于陆奥宗光在侵华战争中积极奔走,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其被授予一等子爵。

    从陆奥宗光的履历上可以看出,这位甲午战争的罪魁之一,是一位游历西方多年、具有世界眼光的军人。而这正是清政府的官僚们最为欠缺的。两军较量首先是军事将领的较量,与陆奥宗光的眼光和水平相比,清军中的官僚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日军中既然有这样的人物,加上中国战败,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局势。

    事实上,陆奥宗光背后的伊藤博文才是李鸿章的真正对手。前面说过,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李和伊藤的对决。

    在对李鸿章弄墨描绘之后,还有必要说一下伊藤博文,这个直接打碎洋务运动成果的明治时期的能臣。伊藤博文(1841…1909),比李鸿章年轻,却又处在同样的时代。明治天皇时期,他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堪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操盘手。伊藤博文如何一步步成为对华战略的操盘者,后面我们将给予更多的篇幅介绍,此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他是李鸿章无法逾越的障碍。

    而《马关条约》签订,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成为中国人进行反思的转折点。

    当战败消息传来,体制内的官员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们,接连向朝廷上奏陈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此后走上历史的前台。

    一时之间,反思成为舆论的主流。一般来说,反思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成为躲不过去的反思对象。

    洋务运动热热闹闹地搞了30年,从物质成就上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它所引进的坚船利炮,在明治维新中诞生的战舰面前黯然失色。最终换来的竟然是整个民族向日本的屈膝投降和割地赔款。

    在这样的现实与舆论之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就此成为历史名词。洋务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改革本身是顺应历史要求的,并极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幸的是,这项改革生不逢时,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因为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被证明〃不切实际〃。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已经长期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加上这场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在与日本的赛跑过程中,出现体制改革的先天性缺陷。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终究随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的沉沦而折戟沉沙。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二、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俄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国际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中国的精英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伴随改革又常常会产生新的问题。任何一场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和宣告失败,必然会引发反思。清末曾经有过两次看似自上而下,实则为形势所逼的被动式政治改革,被历史定义为〃清末新政〃。

    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难以再走回头路。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旧体制勇敢的否定。尽管自上而下,但这不是一场能够游刃有余的改革。姗姗来迟的政治改革,因为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注定艰难。当一场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国际战争〃爆发,让中国的精英们彻底发现中国无能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

    清末的两次新政,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主导的、昙花一现般的百日维新;第二次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末新政〃。刺激〃保守派头子〃慈禧太后大搞清末新政的一个动力,就是〃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这本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怎奈,对于已经在财政上几近崩溃的大清,已经难以支付政治改革的成本。

    慈禧太后是〃昏庸〃还是〃聪明〃先搁至一边,单就她开始搞政治改革,已经错过了10年前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机遇。

    甲午战争之后,反思主导了舆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新派的〃崛起〃,并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以雪对日战争失败之耻。戊戌变法虽然因为清政府的内部矛盾而夭折,持续了百日便宣告失败,但它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成为当权者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发生了旨在政治改良的〃清末新政〃。

    要解析清末新政,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说起,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康有为说起。

    康有为,说起这个传奇人物,我们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他所〃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至今仍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

    这个看着洋务运动长大,看着甲午战争失败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因为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启蒙者的角色,按照历史课本上的说法,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的一个重要〃遗产〃——民族资本主义却在动荡的大时代中获得初步发展,并酝酿产生了自己的〃代言人〃。所谓的戊戌变法,推动力量首先来自〃体制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言者〃。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21岁时康有为曾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政治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遂大倡西学,走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最先影响康有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883年12月…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20多岁的康有为,目睹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起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乡试。公开的说法是,康有为趁机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认为光绪帝应该〃屈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人微言轻。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个考生无论如何无法影响朝政。〃日理万机〃的皇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举子的言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可能上达最高层。

    拥有〃异端〃思想的康有为,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有好的成绩。京城居不易,他不得不离开帝都,重回南方。

    外患频仍的政府,并不介意这个年轻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其政治思想,延揽了梁启超等弟子。

    189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时候,中国经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大大提升,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跃跃欲试。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们,为国家的前途而思考而苦闷彷徨。

    就在康有为远在江湖,冀望为国分忧的时候,庙堂之上,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忧愁。这个时候,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看来,中日必将有一战,但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到来,更不会想到其毁灭性的后果。

    将光绪帝玩弄于掌股间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正醉心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最高统治者似乎很不厚道。但她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确实堪称国贼。

    在后人,甚至在当时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几近破产、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已经危及政权存在的时候,她却动用巨额的军费供自己〃颐养〃享乐。

    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若悬河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为向朝廷要钱发愁。李鸿章正在修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关东铁路。但在向海军衙门催要关东铁路拨款的信中,他先是详尽地报告托人在德国为颐和园购买电灯的情况,详细地介绍这批电灯为西洋最新产品,在中国前所未有。他在信中提到,专门从德国请来安装电灯的人在讲完这些替老佛爷办的〃私事〃之后,李鸿章才〃捎带着〃提到关东铁路的修路费问题。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私事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连海军费用都挪来修建园林,朝廷哪里有钱用于修路。不仅如此,关东铁路的经费还被〃商借〃走200万两白银。这条已经修到山海关的重要铁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被迫停建。

    颐和园的修建持续了8年,从1886年到1894年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向这个皇家园林。据考证,这一工程用银在2000万两以上。在此期间,已经在实力上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从1888到甲午战争开始的6年中,由于没钱,没有再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一门火炮。同样在这6年中,东洋的明仁天皇节衣缩食,调拨内帑,作为造船费用。1890年以后,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首相伊藤博文以天皇捐款为榜样,号召民众为海军捐款,一年之间募捐20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本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还是缘于其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敏锐的忧患意识,中国洋务运动导致军力上升,日本对此一直不敢懈怠。而发生在1885年春的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把中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更是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

    这些,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并不知道。1891年春,当他开始自己的讲学生涯的时候,并不知道北洋海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户部在这年的4月不仅要求不准再为海军购买大炮,而且为了节省军费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而军舰的正常维修费用也不能保证。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康有为一样不知道活跃在庙堂上的那些人们都在忙些什么。但至少康有为知道,这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为他登上历史舞台,铺就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1895年春,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应试举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

    热心政治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关心个人的科举之路。史载,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读到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就是应试举子的代称。但事实上,公车上书到底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值得存疑的。有论者认为,这是康有为后来的虚构。据考证,无论是当时的权臣还是朝廷的文字记录中,均无公车上书的记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也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视野。

    事实上,不管上书事件是否发生了,有一点可以断定,上书内容根本没有机会递交到当权者手中,上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举子议政〃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并在事实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在体制之外,一个叫〃维新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要求进入政治舞台。这开创了200多年大清政治的先例,没有功名的学生,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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