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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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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那位飞行员被杀死时,并没有任何人欢呼,“有的只有沉默。”玉村说。
  飞行员被杀死后,吉井大尉向佐木医生挥了挥手,医生便走上前来。
  “他解剖开那名战俘的胸腔,把他的肝脏割下来。然后有人把吉米的肝脏用盒子盛起来,送到了船上的厨房。”库瑞说。
  “割肝脏的时候,大约有六七个人围观,吉井大尉也在其中,”玉村说,“我当时也在场,但我不愿意观看解剖尸体的场景。我知道吉米的肝脏被送到了无线电台的指挥部里。
  “把肝脏割下来之后,”玉村继续说,“医生抬起头,我想他当时是看了看当天的执勤长官,他站在离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向他问道:‘我认为这就够了,我不想再割什么东西了,可以了吗?’执勤长官回答说:‘可以了,不用再割了。’”
  “取出肝脏后,”佐木说,“我把伤口给缝了起来,然后又用剩下的线把脖颈处的刀口缝合起来,最后又把他身上的血清洗了一下。这些完成之后,我又把他的双手放到了一起,然后向他行了个军礼。行军礼时,有人在那里笑我,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感觉尸体也应得到起码的尊重。”
  最后,吉米被埋在了他躺的那个土坑里。
  玉村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在长官正式宣布解散之前就各自走开了。那天天气非常晴朗。”
  22岁的军士玉村步行从现场回到了无线电台。
  “事后,我感到有些困惑、伤心,当然还有些害怕,”玉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以前从未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取别人的性命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每个人又都知晓,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没有人再提起过它。”可杀人的情景在那三位“刽子手”的心目中根本不可能留下美好的东西。
  “我不愿再回忆起那件事,”内田有纪说,“我也再没有和松谷了玄说起过。我们干那事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松谷了玄也是如此。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性情敏感。”
  吉井下令砍了战俘的头,借此证明自己像的场少佐一样英勇,现在他又继续证明自己可以像的场少佐一样有胆量吃人。
  “一名水手把报纸包的东西送来的时候,当时天已经黑了。”吉井大尉的勤务员铃木后来说,“水手告诉我说是大尉让送过来的,并让我保管好。随后我就把它放到了厨房里。傍晚的时候,大尉又让我把东西送过去,他当时这样对我说:‘把你保管的那块肉给我送过来。’”
  铃木为大尉打开了那个包。“里面的那块肉颜色非常的黑,”铃木说,“我虽不知道肝脏应是什么样子,但那实在不能说是块肝脏。”
  铃木走开后,吉井大尉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还有那包肉。而在当时,隔壁的军官食堂里正在举行清酒宴会。
  “军官们举行个宴会,这我可以理解,”玉村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肝脏的一块被做成菜,此后又被送到了军官们的饭桌上。当时吉井大尉强迫他们吃“肉”,军官们根本无法拒绝。”
  “我听说是大尉本人把肝脏送到了军官的饭桌上,”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但当他把肝脏拿到桌子旁,然后命令军官们吃掉的时候,大多数军官都离开了大尉坐的那张桌子。
  (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便有传言传遍了夜明山,在那座岛上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言,说吉米的尸体也被劈开了,被士兵们煮汤喝了。除了这个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之外,我已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很明显,他的肝脏是被挖了出来,这让很多士兵很夸张的以为他的整个身子都被劈开了。)
  “食人兽”吉井大尉把剩下的那块肝脏放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有军官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总让别人吃一块。人人吃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却又不敢不吃。”
  此后,玉村也读到过战斗部队吃敌人肝脏的描写。“日本人没有这个传统,”他解释说,“中国人以为吃敌人的肝脏能使他们增加力量。吉井大尉有些老古董,可能也这样以为。理所当然,吃敌人的肝脏能够引起敌意和仇恨,而他们也许认为吞掉敌人的肝脏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吧。”
  “吉井大尉给了我一小块吉米·戴尔的肝脏,”玉村说,“拿到后,我不知道如何处置它,我感到那是人体的一部分,我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它扔掉,我把它用针穿了起来,然后悬挂起来。可是它最终发了霉,我又不得不把它扔掉。
  吉米牺牲一周后,他的父母才于1945年5月7日收到海军总部发来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这么写的:海军总部沉痛地通知你们
  可电报也只不过是说他们的儿子“在行动中失踪”而已,并且吉米的长官在给他的父母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你们的儿子已乘降落伞安全着陆”。
  就这样吉米·戴伊的家人都怀着希望。战争结束后,他们期望着吉米能突然从一个战俘营里出现。吉米的朋友和家人都满怀希望,并为他祈祷了一年,希望他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
  但格蕾丽娅·尼尔德当时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当时我的房间里摆放着吉米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长10英寸,宽8英寸,”事情过去数十年后她这样对我说,“照片是他穿着海军军服时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亲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镜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惊醒后发现了跌碎的镜框,害怕极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

  第十六章 火战
  请尽力去领悟这一点吧。听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但还要听下去。战争无道德可言。你残害儿童,杀戮妇女,致老人于死地。他们本不是你攻击的目标,但是你对他们却不加区别,一概杀害。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保罗·蒂贝茨,摘自《责任:父亲,儿子和战胜者》
  自从马弗·梅尔尚、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带走后,弗洛伊德·霍尔独自呆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处死的那天,也是华伦从的场总部被转到堀江少佐总部的时候,他才摆脱孤独感,两位飞行员初次在那里相见。
  堀江少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矮个子,他在中国服役时一条腿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位举止颇有文官特点的情报人员对立花和的场颇有微词,不像他们两人那样虐待战俘。他驻东京海军总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舰队已经完蛋了,堀江意识到日本战败已经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由此他认为虐待战俘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美国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做甚至很危险。他告诉立花和的场两位将军,他反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两位将军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报行动,他的角色只是配角,并没有实权。他无法决策,但是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如果由他关押就绝对安全。
  他们在堀江的关照下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不但吃得好,还没挨过打,如果他们哪个想反抗或逃跑,那后果就不同了。但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岛上,没有逃跑的希望。
  几次审讯之后,从这两个飞行员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挖掘了。华伦对堀江说他来自利西环礁,他“转移到离硫黄岛南部100英里的驱逐舰上”,这是他‘首次实地飞行’,但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在飞行数小时前才听上级简要布置任务,他们并不知道有关长期战略的部署情况。
  堀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他想提高英语水平,就请弗洛伊德和华伦给他上英语课。
  “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两个小伙子对少佐说。堀江少佐将会需要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学一些在美国晚上出门的技巧也是时候了。
  “他们教我怎么进夜总会,点酒水,结账,等等。”堀江后来写道。有一次上课时,华伦甚至拉着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时怎么搂抱情人。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天,弗洛伊德和华伦相互为伴,感到很安全,也许他们能活下来。
  然而吉井大尉出现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斩首后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将军他需要另一名战俘。小管大尉记得吉井曾告诉立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得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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