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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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写作第三集的意图
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朝鲜战争的关联
自行车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美国造的细菌炸弹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秦副馆长表情有些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