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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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看法。以色列实施报复时，我正在亚洲旅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播出的电视画面明显让人感到CNN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反映美国人提供的直升机和其它武器攻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沙龙对布什要求以色列撤军置之不理的画面，到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反美印象，与布什把沙龙刻画成“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做法异曲同工。众所周知，沙龙是以色列最强硬的鹰派人物，过去曾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过暴力并且反对和谈。马来西亚杰出的作家达图穆罕默德·乔哈尔·本·哈桑说：“布什怎么能称那么一个人为‘爱好和平的人’呢？连我这样一个亲美的穆斯林都开始觉得美国很差劲了，因为它对以色列的压迫置若罔闻。”
《经济学家》周刊指出“美国报纸从不登载以色列用推土机推倒巴勒斯坦人房屋的照片；作为给以色列制造武器的国家，美国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巴以问题上该承担多少责任。”每到一个地方，与我交谈的人都会很快提到双重标准问题。“如果美国真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它为什么不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为什么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而单单不提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呢？”“美国要求一些国家实行民主，但以色列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很显然，在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统一。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由沙龙最近提出的。他称欧洲对以色列的批评存在偏见（言外之意就是反犹），可是，这也许只是针对以色列的国际偏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以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孤立地位有其正当理由。我曾经有过与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的经历。既然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那么就让我来试一试，看能不能提出一个比从《福克斯新闻》或《世界报》的观点更加不偏不倚的观点来。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我于2002年9月27日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安全检查相当严格，包括两次审核护照，对美国人也不例外——以色列是惟一一个见不到任何反美迹象的地方。几天前，一辆经过市中心的公交车上又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案，导致5人死亡，50人受伤。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乘坐的出租车途径艾伦比大街，离那辆汽车被炸得粉碎的地点不远。那里现在已经没有爆炸的痕迹了，人行道上到处是人，有购物的，也有喝卡普契诺咖啡的，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但每个人都知道曾经发生过，就在以色列北部的自杀性爆炸炸死一名警察后第二天，这里又发生了爆炸。在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布什6月份演讲之后，曾有6周短暂的停火。这些是继停火以后的第一轮袭击。为了让每个人都明白，布什的讲话和沙龙的军事战术改变不了什么，巴勒斯坦的两个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和哈马斯声称对新一轮袭击负责，并扬言还会有更多的袭击。看着这条时尚的大街和无辜的人群，我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在大规模杀害那些欢欢喜喜地寻觅便宜货的无辜者之后竟然还公开炫耀。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忙说他们与恐怖袭击无关，但在以色列或美国，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对于受CNN所播出的恐怖画面的影响而观察又不仔细的人来说，以色列人的生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出奇的平静。当然，每座办公大楼和旅馆都有一支保安部队，你进入办公楼和旅馆时，他们会用锐利的目光打量你。金属探测器无处不在，特别通行证到处都要，政府办公大楼看上去像要塞。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有相当多的国际旅行经历的人来说，这些安全措施并不显得格外刺目。特拉维夫乍一看就像是圣莫尼卡圣莫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搬到了地中海，人们同样在阳光斑驳的树荫下随意地做着生意。大街上人山人海，餐馆和随处可见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也都是顾客盈门。这些景象甚至会令人对报纸中所报导的10％的失业率和政府驱逐外国非法打工者的内容产生疑惑。在一个依靠别国救济品度日的国家，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像是交战地区。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人们生活在担惊受怕、扰攘不安中。早晨送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刊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为生存而战之中。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我边看报便听到一连串暴力袭击的新闻。这里典型的每日新闻都是这样的消息：95岁的阿拉伯老妇在西岸地区乘坐出租车时遭枪击毙命；耶路撒冷又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为了报复先前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摧毁了数间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一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成功地粉碎了西岸阿拉伯人炸毁公交车的企图。这些报道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无时不在。陪我吃午饭的以色列人就显然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很快吃完饭，随即离开了饭店。后来他告诉我，附近餐桌上有一个人让他感到很紧张。
尽管整天忙忙碌碌，但经济还是一团糟。在耶路撒冷，我住在马里奥特饭店。这是一家拥有700多个房间的大饭店，可以俯瞰老城的部分地区。数月之前，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我发现，入住的客人连我才十来个。要不是给客人提供欧洲大陆式早餐，餐厅就可能停业了。后来，我散步到了橄榄山。站在山上，耶路撒冷壮观的景色和它的标志性建筑可尽收眼底。这些建筑包括阿克萨清真寺，西墙西墙：即著名的“哭墙”——译者注。，老城，另外还有很多。这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美景之一，旅游业占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而游客想看的就是这里。要不是有几个可怜的以籍阿拉伯小男孩围着我兜售纪念品，山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一开始我坚持不买他们的东西，但听到其中一个故意对另一个低声耳语时，我心软了，于是买了一张地图和一本书。他说的是：“他是美国人。他不想买是因为他们恨我们。”很显然，晚上他们只有靠卖给我书和地图弄来的那点钱买吃的了，他们并不介意我离开时会不会把地图和书扔在宾馆里。
但是，对刺激以色列的经济来说，我那笔小小的买卖绝对起不了任何作用。据预测，今年以色列的经济增长将萎缩近3％，同时通货膨胀率达8％。尽管以色列政府的债务仅次于日本，且信用等级越来越低，但是以政府仍然要求美国作担保，帮它获得更多的贷款，另外还要求再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约合每个以色列人645美元。维持军事设施以及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都牵扯了很大一部分人力，他们得设立检查站，肃清恐怖分子和保护定居者。这项负担数额庞大，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帮助，根本无以为继。正如《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对我所讲的那样，“以色列的经济令人琢磨不透，但是与巴方的冲突掩盖了所有矛盾。”以色列的经济靠来自美国民间或官方的捐赠支撑着。这就是那个战火不断，陷入包围，但又很能左右美国人看法的以色列。
犹太人定居者和以籍阿拉伯人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说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在许多人心目中，“生存”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些人中很庞大的一股势力便是以色列定居者。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对阿拉伯军队发起了攻击。当时的阿拉伯军队驻扎在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颇具威胁。结果，以色列人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沙漠地区。1979年，以色列人把西奈半岛沙漠地区归还给了埃及，以此换取了和埃及的和平。但是，以色列至今还占领着其它一些地方，和其它几方的和平条约尚未签署，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实际上，以色列人不是仅仅是占领领土而已。1967年他们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包括许多历史名胜，并把首都从特拉维夫搬迁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环耶路撒冷地区修建了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建立一条安全带，以应付未来的袭击；二是实现对《圣经》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土地的占领。从一开始，这些定居点就一直引起激烈的冲突和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样做并不合法，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四）》的有关条款规定，占领国不能吞并被占领土或向被占领地区移民。另外，也可以说是违反了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大局出发，“从被占领土撤军”。这样做毫无疑问也是置美国总统的要求于不顾。从吉米·卡特到目前的布什，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求它撤军。在过去的几年中，定居点的成倍增加，即便不能说是违背了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承诺的字面条文，至少也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实质。
更为重要的是，定居点的建立意味着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检查站和特别进路，以及做出不胜枚举的导致巴以摩擦的事情来。第一批定居点数量有限，规模不大，而且主要是战略性的。但是1977年，在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发起了大规模扩大定居点的运动。贝京坚决主张建立他所谓的“埃雷兹以色列”，即“大以色列”，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于是，以色列政府开始用金钱刺激定居者，向他们提供住房以及其它在以色列本土根本享受不起的生活便利设施。结果，定居者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千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40万人。定居点的总面积，包括军事区和特别进路在内，约占西岸地区面积的42％。
定居者及其支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中多数来自美国，并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和犹太组织的支持。其中一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莫莉·穆尔采访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在以色列得到《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所有土地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和平。”另一类更多的是从实质上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从其中一人对穆尔女士说的话中可见一斑。“问题不在于定居点是否合法，而在于应该把这些山丘留给阿拉伯人还是应该让犹太人来这里生活。这是问题的关键。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管持哪种观点，定居者都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为之而战的“生存”，是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版图。
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定居者的生存而战。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愿意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并把它们让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真正持久的和平。大多数以色列人生活在1967年以色列边境稍作调整后的范围内便觉足矣，沿新的边境线把以色列和西岸地区隔开的墙，目前已在建设之中。不过，许多人不相信巴勒斯坦人仅仅对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地带感兴趣，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有在消灭了以色列之后才会心满意足。
这种看法盛行过，也遭人冷落过。1993年9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之后，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式启动。当时有一阵子大家都兴高采烈，希望满怀。但是随着各种“路障”（本义和喻义兼有）不断地出现，大家渐渐不高兴起来，不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夏、秋两季，戴维营会谈和埃及的塔巴会谈进行得很艰苦，但双方似乎很快便可达成协议，这又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而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现在骤然变得不屈不挠。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持观点是，埃胡德·巴拉克先在戴维营向阿拉法特开出了巴方无法拒绝的价码，2000年12月在波林堡军事基地又进一步使价码更优惠，2001年1月塔巴会谈时以方又一次锦上添花。按照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的说法，当初阿拉法特只要回答一个“行”字，那么以色列就会撤出几乎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就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得到约旦河西岸地区97％的土地，拥有圣殿山的主权，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所造成的难民也可以有权回归巴勒斯坦国了。然而，据这种观点所言，阿拉法特居然拒绝了，并发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动，实施自杀性爆炸。他的拒绝使人们得出了不愿得出的结论，即巴勒斯坦人的真正目标是最终消灭以色列。编辑兼作家约西·克莱因·哈列维对我说：“这件事令我忍无可忍。你知道，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起先，我以为和平没什么指望，后来我开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观点并相信他们的诚意。但是，这下全完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反击。”在海法市的一块指示牌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面写着，“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定居者”。以色列的许多中间政治派别也纷纷感到，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与那些定居者同呼吸共命运了。
不过，也有人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对此展开讨论）。是不是因为以方持续不断地新建定居点给巴方造成了类似的怀疑和绝望并助长了恐怖袭击，而这些袭击又使以色列人认为巴方留给他们的只有选择为生存而战了？正如一些以色列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是不是因为那些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有意挑起争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团结一致为生存而战？或者如以色列一个反战者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