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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死了也要爱-第51部分

小说: 死了也要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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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第43节:遵义 腻腻的Ru房(5)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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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第44节:遵义 腻腻的Ru房(6)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茭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45节: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1)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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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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