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罗萨来客-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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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斯捷帕科夫抬了抬眉毛。“解释一下吧。我们并没有安排你们在伦敦搞对立。”

亨利·朗帕向前迈了一步，目光从邦德又移到纳特科维茨。“我真诚地向您二位道歉。邦德上校，我并无意要杀死你，我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

“用砖和金属把我夹成三明治？”

“可能我会弄断你的几根肋骨。但在你的朋友开枪后，事情就麻烦了。

那时，我以为你是英国安全局的低级成员。如果我知道……”他拖长的声音，像风中的一缕轻烟那样消失了。

“说出来吧。”邦德毫不让步。“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跟踪你的是秘密情报局或特种航空队，你就会更温和些？”

“我认为，”斯捷帕科夫的嗓音已完全从厚重低音变成抽鞭子或开枪的声音。“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谈这件事。这是容易动感情的事，我们在一个小时左右后有时间来处理这一意外事件。时间很宝贵，因此，让我们先吃早饭，再详细谈。你们都知道，在这个不是十分安全的别墅里干这种事是不合乎我的天性的，所以我也紧张。现在，吃饭吧。”

邦德说，“至少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法国人也参加了。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来没有谈起过的。秘密情报局派我们来协助工作，我们有权知道为什么法国国外情报局和反恐怖主义别动队的人也参加了。”

斯捷帕科夫叹了口气说，“邦德上校，在适当的时候，在特别情况介绍会上，会把一切全告诉你的。行了，不谈了。”

事情暂时就这样结束了。邦德这才认识到，当他在军用机场车内半明半暗处第一次看到这个俄国人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在开往别墅的路上他的警惕性就已经放松了。现在他清楚地看到斯捷帕科夫的确是个异常强壮，不屈不挠的人，不仅体格强健，还有很高的智商，这种人习惯于发号施令，一般人都听命于他。

比尔·坦纳曾说，“他是个很博学的人。”当这个俄国人咧开嘴向他微笑似乎要去拥抱他时，他认为坦纳的话是可信的。

他又回去吃鸡蛋了，发现煮得糟透了，想必是他脸上的表情将他的想法透露了出来，那个斯捷帕科夫把她叫作尼娜的女孩走过来问，是否再给他做两个，“你对鸡蛋的做法是很挑剔的。”她对他微笑，眼睛盯着他，似乎在考验他。

他点点头向她道谢。她又盯着他看，似乎要看谁先眨眼，然后转身离上。

她穿着一身鲜蓝色的衣服，像是护士服，他发现在她回到大桌子去的期间，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他感到她的身子在衣服里面的动作，每走一步，衣服都窸窣作响，他脑子里则满是她拔手枪时露出的长腿和一闪的花边。

他端起咖啡杯，看到斯捷帕科夫的眼睛看着他微笑，似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斯捷帕科夫低声几乎是秘密地对他说，“尼娜·比比科娃很难管教，但她是我手下最好的人员之一。她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二年，但美国人从未看透她。她以秘书为掩护，我肯定地知道美国人甚至没有给她建立档案。你们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都认为我们雇用妇女只是把她们当作‘燕子’，这是克格勃的俗语，指的是妓女或者熟练地勾引男人上钩的女人，这是他们这一行的老做法了。”

“但是他们看错了。尼娜是很不一般的。”

“是啊！”在邦德脑海里，他看到的是这女孩的大而黑的眼睛，嘴左边的弯月形的小疤，高高的颧骨。而当她将一盘盛着两只刚煮好的鸡蛋放在他面前时，他又看到了她的修长的手指。

他们的目光又相遇了，他明显地感到了受到挑战的快感。不知不觉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尼娜的脸在他脸的上方，她的嘴唇落在他的嘴上。刹时间他似乎感到了温软的肉。

“谢谢你，尼娜，”他不知道他的目光是否显露出他作为男子汉心中的欲望。

她的双唇微张以示会意，虽然一言未发，但她的舌头舐嘴唇的动作和眼里表达出的信号都直接来自邦德非常熟悉的人类的语言。

在此后的早饭期间，大家都很少谈话。斯蒂芬妮·阿黛蕾努力想使所有的人知道她对在皇家咖啡馆与邦德一起度过的夜晚感到很愉快，暗示这不仅仅是一顿饭而已。纳特科维茨就“正义天平”发表了两点评论，实际上是向斯捷帕科夫提了两个问题，而后者则干脆未作答复，再次明确说他不会被拉入这个题目。亨利·朗帕干吃了三个面包卷，既没有涂牛油，也没有涂果酱。

当俄国人对此表示惊奇时，他只是说，他们在巴黎郊外那个单位的医生说，人们应多吃干面包。“这比美国人请你吃的高纤维食品对你要有益得多。”

他点燃了一支高卢香烟，狠吸了几口，继续说，“美国人对食谱、健康、胆固醇和吸烟都特别在意，简直都疯了。以前，选择很简单，要末吸烟，要末不吸烟。现在你不能吸烟了，因为怕别人被动吸烟。如果这真是那么严重，他们应该去注意报纸和书藉。油墨里满是碳，同他们所害怕的香烟一样危险。

你怎么办呢？将书藉都烧掉？禁止出版报纸？戴着呼吸器上街以免吸入来自内燃机的烟雾？我保证，读两小时的书所受的伤害与从二手烟雾中走过是一样的。”他说起来像一名狂热分子，还带一点儿愤愤不平。但是没有人理会，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了的自言自语，是想要为无理者辩护的长篇演说。

亚历克斯与尼基站在门旁，而可爱的尼娜则在圆桌与咖啡之间走动，给杯子加咖啡，又送来烤面包。她昂然地做这些事，毫无侍候人的感觉。她显然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她担任侍应生的角色时有屈尊之感。

这间与外界隔绝的房间是在地下，有水泥覆盖，像个防弹所。邦德注意到墙上挂有很厚的一层反电子材料，这些材料是大使馆圆形室里用的。圆形室多少是从美国人那里偷学来的，它占地少，而且百分之百地保密，但使用它们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因为它们像是大使馆腹部里的一座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小屋。但在别墅这里，有一整间大房间，对它的装修毫不吝啬。虽然墙和天花板都有衬里，但还有小的反电子器材，这是装在屋顶和房间四角的闪着红光的灰色盒子。门上加了一个推拉的部分，使房间与粗糙的本质楼梯隔开。

没有电话，这又是一个防范措施，怕的是泄密和被人窃听。

他们坐在舒适的皮椅子里，椅子排成半圆形，每个人都无法记笔记。房间里不准有钢笔、铅笔和纸。

斯捷帕科夫开始讲话，“这必须绝对保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才做到这一点。我猜我们对‘正义天平’的了解比来自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客人多得多。首先请让我解释我在这事件中的地位。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是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我拥有克格勃将军的军阶。此外，由于我们害怕内部的恐怖主义，我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汇报的。我不到中央委员会或主席团去汇报。我不用亲自到你们肯定知道的捷尔任斯基广场2　号即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地址去汇报。我只直接向克格勃主席（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总统）负责。

马上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们已经与我贴身的工作人员——亚历克斯、尼基和尼娜——见过面了。他们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们还有些别人，他们有的在这里，有的在几英里以外森林里另外一座别墅里。他们以各种身份活动——当保镖、中介人、分析员和我最重要的数据库的保管员。我们是一支特遣部队，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是隐秘的——在克里姆林宫里，在我们边境内外秘密地工作着。我们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斯捷帕科夫匪帮。在英语里，我想可以译成斯捷帕科夫的黑手党。克格勃和军队里有许多人根本不喜欢我们，我必须在消息和个人行踪方面特别保密，尤其是在莫斯科。

“你们必须明白，在我们苏联干国际反恐怖主义这一行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还没有开始像你们在西方那样投入这项工作。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称之为‘正义天平’组织没有直截了当加以解决的原因。”

他咳嗽了几声，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清了清喉咙。“‘正义大平’在去年10　　月才第一次引起你们的注意，而我们对它了解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了解的情况无疑会使你们吃惊。”

他似乎是要他们准备接受一些可怕的事——一切。西方可能根本不了解的事。不管这是些什么事，詹姆斯·邦德感到有一个熟悉的冲动，就是迫切想了解敌人的一切。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似乎他的整个经历把他带到了这里。在他长期生涯中，他曾多次战胜过邪恶，有传奇色彩的邪恶，刑事、政治和军事的邪恶。这些事在当时看来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他觉得他要面对的现实似乎是以前从未面对过的。

斯捷帕科夫告诉他们，“正义天平”早在1987　　年就存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卫星国里了。起初，他们的观念是俄罗斯的，所以克格勃将他们看成是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一开始就有告密者了。到1987　　年秋，他们就知道“正义天平”的组织形式类似特务组织。“开始时有三个小组在苏联境内。现在已合而为一。”斯捷帕科夫的态度严肃。他天生的愉快、好热闹的性格消失了，似乎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人太危险了，不应该去笑话他们或将他们作为谈笑的资料。

“我们知道另有一个小组在以前的东德，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捷克。我们也知道他们与美国、英国和法国有联系。我们是通过告密者知道这些的，都是些我们信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告密者也不知道全部情况。

从1987　　年秋天到1988　　年秋天，我们跟踪了42　　名告密者，结果只看到了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人。让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做法。

“开始时只是私下传闻。最初只是‘正义天平’这个名字传来传去，它以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方式传遍莫斯科。在涅夫斯基大街沿线的豪华公寓里，在工厂里，在非法市场和交易场所，在百货公司里，在军营里，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这传闻像野火一样扩散着。几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了。只有外国记者除外，因为人们本能地不将这个名字告诉外国记者。这样‘正义天平’这个词就家喻户晓了，也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了。由于人们反复念叨这个名字，这个组织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然后，告密者开始传递情报，最后送入了我那个新成立的反恐怖部门。

他们使用了内务部和警察的特种部队来监视所汇报的每一个案件，但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匪帮的档案柜和文件夹里到处都是断了线的材料。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可以说是天才的策略。当他们想追查与告密者有联系的人时，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正义天平’吸收新人时，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被吸收的人有几种，他们往往是单独生活的，有时是些傻子和笨人，他们只能执行简单的任务，有时是生活贫困和无事可干的老妇人，她们迫切想有些事可以消磨时间。任务往往是陌生人在排队买肉或酒吧间，甚至是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交给这些无知的人的。有电话的人则是悄悄接到任务的，往往是一大早，而且总有报酬。这些陌生人告诉他们这是好工作，容易的工作，对国家有利，不是犯罪。他们给每个人都起一个名字，往往是他们略有所知的人名。他们向这个人提许多问题：你想为祖国服务，从而改善生活吗？你愿意负担一些特殊工作吗？我们知道这工作很适合你。

总是有‘正义天平’这个密语，也总是有特殊的报酬，如少量的卢布、新的电视机、一包食品等。

“这些头脑简单，基本上是好人的人就这样被劝诱加入了，就像在英国或美国的男男女女在家得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如写信封，在电话上进行调查）

一样。我们都知道这方法是怎样起作用的。但要命的是这些人的确收到了他们的报酬——少量的卢布、电视机，有一例还有一个星期的度假。这些人确实都是无意识地当了特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为非法的恐怖分子做工作。

当恐怖分子收到了对他们一系列提问的答复时就将这些人收下了，然后叫他们等待电话或来人。而来人却往往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孩子甚至就是在第一次接触的地方的某个人。这些线索都没有用，都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即1987　　年秋到1988　　年秋，主要令人烦恼的是向斯捷帕科夫匪帮汇报的告密者显然只是“正义天平”所接触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他对他们说，“‘正义天平’的存在已是个现实，我们还知道他们已从苏联发展到了原东方集团的卫星国家，甚至到西方国家去了。我们的特工人员已掌握了类似发展成员技术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有根据地估计小组的数量和地点。‘正义的天平’完全像温斯顿·丘吉尔说苏联那样，是层层包裹着的谜中之谜。但丘吉尔也预言，这个谜语可能有答案。的确是有一个答案，但起初它只引导我们取得很小的进展。它使我们进入了‘正义天平’的外围，而我们所听到的情况已令人胆战心惊。”

这完全是偶然的。内务部的一个单位的审讯科抓了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语言教授。他被怀疑从事了当局一般称之为“黑市活动”——做非法货币交易到买卖奢侈物品，以至真正、直接的间谍活动都是黑市活动。

在高级英语教授弗拉基米尔·雷科案件中，有几笔价值达十万美金的非法货币交易。证据都已齐全，钱也已起出。这是教授的一名学生报告的。

斯捷帕科夫把大屁股顶到椅子背，像是准备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样。“那是在1989　　年1　月，一天早晨，他们从被窝里将我叫起来，我就直接到了列福尔托沃去。内务部有命令，如果他们遇到与‘正义天平’有关的证据，就要与我联系。负责审讯的官员告诉我雷科有事要讲。他要做一笔交易，但你知道这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