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3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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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点追逐着逃窜的清兵，在山呼海啸的喊杀声中，火枪射击，刺刀捅杀，收割着战场上廉价的人命，落后或者没了马匹的清兵发出声嘶力竭的嚎叫，慌不择路的亡命奔逃。
耳中充斥着无数尖利的叫声，章京硕哈第三次摔落在地，幸运的只是战马被铅弹打中，他却没有大的损伤。昏头胀脑地爬起，他在人丛中不知疲倦的奔跑，脑袋中一片空白，他根本不知道逃跑的方向，只是跟着别人跑着。这时候，他与一个小兵没有什么区别，也没人谦让他这个章京。
轰隆隆的马蹄声在身后响起，大地似乎都在颤动，硕哈不用回头看，他听得出来，却不知道明军何时有了这么多骑兵。
王辅臣、高得捷面目冷森，率领着数千骠骑如狂风般冲入乱兵之中，锋利的马刀挥舞着将附近的清兵砍翻，然后无情地践踏而过。
“杀！”王战怒吼一声，骑枪一挑，一个敌人便惨叫着倒地，他目光一闪，重新注视着前方，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章京就这么死在了他手上。
从去年一战之后，骠骑兵便很少大规模出战，只是小部队出动，进行适应性的实战训练。而扩充和训练却一直在进行，现在，这支铁骑再露峥嵘，将给予逃窜的清兵以最后的打击。（未完待续。。）
第一百四十九章 经济手段
“前之谓国战，今之谓剿匪，盖因时势已变……”
锦州大捷后，朱永兴便发下圣旨，以后不以满清称之，不以后金称之，全部以鞑虏叛匪作为称呼。
也就是说，现在的满清已经没有资格被视为一国，且建州女真本属明之藩属，视其为反叛作乱，也是名正言顺。同时，这也表示了大明的坚决态度和决心。国与国之间可以停战，可以谈判，但对国内的地方叛乱却绝没有妥协的道理，一定要平定剿灭。
起初称之为国战，那是对自己的凛惧，提振起民心士气，以最大的警惕和能力进行这场战争；现在称之为剿匪，则意味着辽东战事已经是地方性的平灭叛乱。概念的更改，显示着大明朝廷的信心，也给了民众百姓以安心。同时，也给那些在明清两方摇摆的势力，比如蒙古诸部，以最明确的态度。
没有议和，没有谈判，甚至连建州也不会再是鞑虏的安身之所，除了投降，就是被彻底消灭。附清者就是反叛，不依附而态度暖昧者，也不会得到大明的善意对待。
辽东战事正在进行，大明还不能对那些依附鞑虏的蒙古诸部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但却有一个帮手察哈尔部为首的叛清武装。各有目的、互相利用，明廷和叛清武装就是这样的关系︽，w≦ww。，但现在却还合作得甚是融洽。
明廷不仅给予了察哈尔部边市贸易的优惠和特许，还出动了数千龙骑兵助其作战，给予了附清的土默特东旗、科尔沁左旗等蒙古部以沉重打击。同时，察哈尔部用自己的和缴获的牛羊牲畜，再从明廷那里换取物资，既能继续征战掳掠。又能用这些物资拉拢其他蒙古诸部的归附。
这在目前来看是个双赢的局面，明廷得到了所缺的牛马牲畜，拉拢了一支打击鞑虏的武装；察哈尔部则势力逐渐扩张，夺取了大片的草场，也使越来越多的蒙古部落表示臣服。
而明廷内部对这样合作的顾虑不是没有，养虎为患。这或许是相当贴切的形容。等到鞑虏灭了，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东虏集团，会不会又是一场动乱的战争？
对此，朱永兴有自己的看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察哈尔部尽管会变得强大，但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与鞑虏相比，他可能会构成威胁，但程度却是日益强大的明国所可以承受的。标准化。制度化，加上强悍的火力，明军将足以碾压一切对手，横扫一切历史名将。
而这就是朱永兴真正的本钱，真正的倚仗，他不怕蒙古诸部，更不怕布尔尼。
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这虽然也有特例，但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游牧民族有着先天的不足。只要明国不出现问题，时代和科技又在发生着对农耕民族有利的变化，朱永兴不认为草原上会出现类似成吉思汗那样的统一英雄，也不认为察哈尔部的布尔尼有那样卓越的能力和智慧。
当然，明廷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援布尔尼，各处边市的设立。也是拉拢、控制其他蒙古部落，对察哈尔部形成一种牵制和羁绊的力量。
蒙古部落众多，看起来所占地域极广，势力极大，但其始终不能统一。这是致命的弱点，使其再难重复成吉思汗时的荣光。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舒服。虽然养着牛羊，也不代表他们可以经常吃到肉。
事实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艰苦，整天就是放牧、挤奶、制酪、剪毛、鞣皮、制毡，还要收集畜粪作为燃料，到了秋季，还要割牧草储备过冬。
除此外，还要狩猎、采集，甚至从事农作等，忙忙碌碌，却也只是吃饱肚子。由于生产的单一，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很差，一旦遇黑灾与白灾，饥荒便不可避免。
因此，他们经常要用牛羊皮毡等，向中原百姓，交换物品，粮食是其中之一，如布匹、茶叶、盐巴、铁锅等生活物资，也是他们缺不了的。
…………。
一眼望不到边的车辆逶迤而行，车上除了粮食外，还有茶叶、棉花、丝绸、烟草、蔗糖、铁钉铁锅、瓷碗瓷盘等各色商品。又有许多本地的农户，用车运着菜蔬等物赶来市易。
“这塞外东虏是什么都缺吧，嗯，除了牛羊马匹。”一个军官站在城头，低声嘟囔着，却让旁边的晋王李定国都听到了。
虽不是全中，可也差不多。对此，李定国也有同感。一月两次的大市易，在兰州城外，由明军完全控制。当然，明军只是维持治安，震慑宵小。要知道，没有武力的保障，游牧民族还是认为用抢来得比较合算。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但明军并不抢掠，明商也不算欺诈，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能够保证，便有越来越多的蒙古人通过边境的盘查，领到了市易许可证，赶着牛羊前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交易量在不断攀升，大量的牛马牲畜流入大明，既给兰州军区提供了战马资源，使骑兵不断扩充，又使内地农民能够逐渐摆脱人力耕种，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明商所赚到的利润，更有一部分直接化成了兰州军区的军费，变成了仓库里不断增加的粮食，不断增加的武器装备。
当然，兰州边市的对象是对青海的蒙古诸部，他们本来与满清便没有什么勾结，不同于漠南蒙古这样的帮凶。若是在大同、张家口等边市，限制则严格得多，想得到市易许可证相当困难。
而在政府的严厉监管下，没有哪个商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违反规定，私自与蒙古诸部交易。皇商八大家等奸商的下场，可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晋王李定国看着城外逐渐形成的大市场，轻轻吐出一口长气。除了市易，朝廷还有另外的政策，招募番骑，异地作战，真的可行吗？
…………。
第一百五十章 变革大潮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
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汉族士大夫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也是汉族频遭野蛮民族外来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应。
但同时，历经秦、汉、晋、隋、唐、两宋、元、明各朝各代，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势所趋，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历史必然，这是改不了的事实。
所以，即便朱永兴很欣赏“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视“强汉”为汉朝（国家），而非其他。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朱永兴认为必须保持和尊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自豪感，但狭隘的民族观却是阻碍国家强盛并容易形成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不光是汉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不以血统和族类来区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认同来判断你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
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的确有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但从古到今，哪个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当然是错误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必然造成优越感。汉族人在几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边民族对汉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动溶入汉族，更多民族向汉民族学习。
况且，汉族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造成对与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阂，相反，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很开放的观念，对于真正以夷入夏者无不认同。而对于本族中嗜杀成性者同样贬斥。
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坦承地认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属中华民族，勇敢地接纳愿意接受先进理念、沐浴中华文明的他族民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国家。便是朱永兴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骑，不过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众多举措之一，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信心进一步加强的外部显示。
虽然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断然实施“改土归流”，但一些缓和的政策却悄然实施，比如土官的继承人必须在书院就读，比如在土府、州、县设立学校，比如在周边实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当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则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也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准备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