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部曲之一国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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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他不知道眼前的那一顶顶帐篷，是不是他想去该去的地方。他看到穿过观音岩前面那片菜花地，走过响水滩上摇摇晃晃的小木桥，提着鞋子赤脚蹚过宽阔的回水沱，沿着长满青草、芦苇的河岸，顺着侧身走过那截长长的悬崖，转过老鹰嘴，进入宽大芭蕉叶掩映着山寨门，进去，也许映着蓝天白云的池塘边，木楼丛林深处，就会隐约闪出一段萦绕在他梦中的女孩绵柳一样的腰身。
父亲（7）
“妹妹骑着白马远远地去了，
哥哥望着十里红山坡，
慢慢来了……”
背着空剑盒的小瘦狗刘正坤，或许，是想回家，深山山寨对面中药世家刘家祠堂，或许，是想再去寻找被黑蛮廖佐煌抢去了的那个歌声像云雀一样轻盈的布依族姑娘，罗乌支。
翠花（1）
“哎，傻瓜，过来，过来一下。”
父亲小瘦狗，有点害怕地站在老君山巅桐子树下的巨石背后，傻乎乎地望着，远处，丝丝中药和油菜花的芳香，缕缕传来。他嗅嗅鼻子，抬头一看，前面不远，金黄的油菜花丛中，抬起一张稚嫩的小姑娘清秀的脸庞，圆圆的小脑袋上，扎着两根好像要飞起来的羊角小辫。姑娘缓缓站起身，露出上身那件长长的半新旧灰布军装，领子上那两块红方块布头，火焰一样，映着阳光，映着油菜花的金黄，格外扎眼。扎起的双臂，露出白衬衣袖，抬起生白的细小手背，擦了脸上的汗珠，向他好像很有点不耐烦地急着招手。身旁，放着一个山村常见的大背篓。背篓里装满又沉又高的草药。原来，那个红军女战士，比他还小。她刚从河边洗了草药归来，爬上山坡，在菜花地边歇息。当她想重新把草药背篓套上肩头，却怎么也背不起来。她只好向站在不远处岩石后面的那位陌生的小伙子，几次发出清脆的求助的声音。可是，那个小伙子傻傻地望着远方，没有听见。
“哎，木脑壳，来，过来，帮个忙呀！”
她睁着那对画眉一样清亮的眼睛，大胆望着他。汗涔涔的小圆脸，一派潮红。
他望望红军女战士那身质朴清新的装束打扮，稍稍犹豫了一下，明白了什么似的，踩着油菜花地里晶亮的露珠，向姑娘歇息的田埂，几步跃过去。可能，谁也没想到，就这么几步，从此，他就踏上了一条崭新的路程，漫长而艰险。他身上那把剑盒，虽然空空，但从此他已不用再到布依族山寨去找人决斗。自那个布依族姑娘被他们“三剑客”从木楼戏台背后抢走以后，寨子里也就没有了她的歌声，也没有了来和他决斗的少数民族汉子。他的决斗，将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更惨烈的程度，并且一路生死相伴。
这段改变了他命运的山路和悬崖，而今，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这片山水中。观音岩究竟做了多久红军的临时野战医院？档案记载得不十分清楚。如今的观音岩、观音庙，经过多次翻修装修，早没有了红军战士军医护士伤病员身影的痕迹。修葺一新的观音庙门前，再也没有那几口大铁锅飘着中药的清香。观音岩洞深处，还残留着红军留下的依稀标语。洞壁边缘一路大块紫褐朱红的色团，那是消失了的张牙舞爪的鬼怪图案，或是红军医院伤病员留下的血迹。也许，就是那些血迹，一开始就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且，那天，他沿菜花地跃过去，不知当时，还是后来，他们一起到河边洗草药，他看到了那个红军女战士卷起的裤腿下面，有殷殷的血，蚯蚓一样，沿着她生白的大腿流下来，把清亮的河水染出了一片艳红，那艳红被清水卷去，而她生白的腿上爬下来的蚯蚓，却红得那样耀眼，并旋绕着草药的清香，他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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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你负伤了？”
姑娘抬起脸，迷惑地望着他。他顺手从河水中抓了几株草药，放在嘴里咀嚼。止血的半边莲，消炎的一枝蒿。他把嚼碎的草药吐出来，敷在姑娘的腿上。血染的草药，白花花红艳艳的。姑娘转过身，低头看了一眼，急忙捂着腿上的草药和血迹，退往岸边，惊讶地叫了：
“哎呀，我，怎么，负伤，怎么负伤的呢？”
那时，乌溪河上游，观音岩前，还没完全穿上红军军服，弯腰站在清水中洗草药的乌溪少男儿，难道真不知道姑娘腿根间的血，是怎样从哪里流出来的？
就这样，背着空剑盒的刘家小伙子，参加了红军。他的引路人，居然是他偶然相遇的那位不知什么原因腿间流血的姑娘。
那年，姑娘刚满十六岁。
姑娘有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田翠花。可刚满十六岁的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女护士翠花，不久就被军阀土匪还乡团廖佐煌指挥的部队强Jian活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历史与人生啊！翠花原来也是跟随红军一路赶来的孤儿。有人说，她父母早已冻死饿死，有人说，她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有可能，她叔叔爷爷，都在这支革命队伍里头。说不定她父母哥哥姐姐叔叔爷爷，都在后来那条艰难的路途上牺牲，或滚下雪山，或陷进泥沼，或经历一场恶战，部队晚点名的时候，连长排长就再也没有呼得应她亲人们的姓名。总之，在小瘦狗父亲印象中，红军女护士田翠花，说不清父母哥哥叔叔爷爷死在哪里的田翠花，就是一种生命的完美。因为，死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翠花长得比她实际年龄，看起来要成熟一些，丰满一些，因而也更像红军战士一些。实际上，她参加红军，还不到三个月。也许在江西，在湖南，在云南蝴蝶泉边，在贵州苗族山寨穷乡僻壤，她们来了，来到乌溪小镇，来到老君山下观音岩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她是一粒金色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即将开花的时候，就凋谢在观音岩背后老君山巅桐子花开的半山坡。和她一起被活埋的，还有几个红军战士，还有二十多岁的歪脖子红军大姐，也是军医。有人说，她们是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转移，被土匪还乡团抓住。红军女战士被活埋前，都遭到了土匪还乡团的凌辱，那些灭绝人性的情节细节，在我们这一带的地方历史书上，记载了又删去，删去了又记载，至今还没有谁来定稿成型。依稀记载的是，乍暖还寒，凄风苦雨，桐子花开的山坡上，张牙舞爪的匪兵还乡团首领，刘某某、廖某某，把红军女战士摧残得一个个像裸体的血人，名叫田翠花的红军女护士，也在其中。现在，我们已不能在老君山巅的桐子坡上，找到活埋她们的坟坑。年年岁岁，阳春三月，某些时日之后，凄风苦雨中，满坡紫色浅蓝的桐子花，总是如烟一般，细雨中战栗，浇透了浓愁。不知什么时候，或者，解放了十来个年头的某个春天，不知来自我们国家的哪个部门，我们军队哪一级首长，高高的个子，脸阴沉沉的，仰起头，穿一身老式军服，仙鹤一样悠悠扎落老君山巅，指挥一群解放军战士，把半山腰桐子坡上的红军坟挖开，把泥土中零乱得分不清男女老少职务年龄的遗骨，统统收集起来，合葬在女儿湖边那弯碧水清清的桃花岛上。而且取名，不是红军坟，也不是女儿坟，而是“红军女儿坟”。又有一些乡亲说，那个指挥解放军战士挖坟建坟的仙鹤一样病怏怏的首长，正是我父亲，当年的小瘦狗，那时某著名军医学校名义上的校长刘正坤。不过，这不能算父亲惊天动地的壮举，虽然，它完全可以载入庄严的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战史。只要是战史，我想，这支部队的任何一个士兵、将军乃至最高首长，都应该获得同等的荣耀和尊贵，完全可以把田翠花那样的无名小卒，谱写成感天动地的生命华章。究竟那个首长，是不是我父亲？我心里应该清楚。但是，后来，我到这片山水考察采风写生，找到桐子坡老君山观音岩观音洞，题写“红某军团某某纵队红军医院旧址”牌匾的，居然，当然，不会是我父亲，而是，我们国家、我们军队，那位在红军队伍中成长，一辈子搞后勤，写诗照相又会书法的将军。我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哪有绝对的偶然？并由此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一带许多偶然的事情，都已经必然地发生，或者，无论多么偶然的事情，它们的发生，都是那样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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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2）
但，生命的必然呢？
如果我父亲真是某某军医学校不管事却德高望重的校长，那么，他极有可能带着军医学员和解放军战士，到老君山上来完成当初他不可能完成的生命壮举。就是，剥去了血肉之后，对他所珍爱的对象，来一次接触骨头的灵魂抚摩，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心愿，一种嘱托与寄托，更有可能是一种内疚和向往。
老君山下的观音岩，设为红军临时野战医院的那些天，艳阳高照。沿河两岸，菜花金黄，坡上坡下，桐子花开。那对红军医院的少男少女，翠花和瘦狗，他们所做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像样的医院工作。他们把观音岩洞红军医药仓库的草药，搬到河边去清洗干净，然后，运回观音洞背后的石板坡上晒干，再用土制陶罐把草药装起来。余下的日子，他们借来马刀石磨石碾，把草药捣碎，由懂中医的红军医生，把药粉配制起来装好，分散到其他红军医院和基层部队里去。有些留下来，给受伤的红军治病，所以，在桐子花开的观音洞下面，父亲加入红军的经历，完全值不得炫耀宣扬。甚至，他们那时还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打仗。我们也很难说，他和翠花之间，有什么像样的爱情，因为和他们一样大小的红军战士，在那个很难说就是红军医院的宿营地，还有许许多多。那时，红军医院主要治疗的是枪伤和刀伤。他们制造的中草药，也主要是止痛、止血和消炎。那些药究竟怎么用？他们和那些小红军战士一样并不了解。据父亲回忆，一旦进入革命队伍，再小的战士，都觉会得自己已经成熟，而年龄再大的红军，都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他们排队唱歌吃饭，他们有说有笑。洗草药，晒草药，碾草药。只有当他们听到山洞里做截肢手术的红军战士，断了腿断了手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喑哑苦痛的叫声，手术刀，就是锯子和斧头，砍锯那些断肢残臂，咔嚓咔嚓……或者，夜晚，终于无法医治的红军战士无奈离去，医生护士一片深沉痛苦哀悼之声。红军的路途，对父亲来说，根本就不是铺满鲜花的记忆，虽然给他带来少许荣耀，而多数时候，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
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春光明媚。他坐军医学校背后皇家园林经过改造的暗黄小楼门前，戴着瓜皮模样的老式军帽晒太阳。他那张专用马扎椅，被母亲铺得结实又松软。小楼门外，林木葱茏，小溪流淌。溪边那块菜园，自父亲回老君山牵了红军女护士坟墓以后，回来，每年的作业，就是在园里种油菜。而且，种油菜一直成了他和母亲终身的劳作，每当油菜花开那些天，父亲都要在小楼门前晒太阳。眼望油菜花，他的脸色总是那样平静。他那标准的歪鼻孔，也不再咕咕喷气，也不往鼻孔里喷药水。那时，你很难想象，穿着简朴古旧军装的老人，不，那时他并不老，正值壮年。我不知道，我们组织任命他为军医学校校长，他究竟为人民军医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多大贡献？我没有看到他从政的辉煌经历，我听说过他身为军医学校校长的壮举。六十年代，军医学校搞军事训练大比武。他颤巍巍地被几个解放军战士扶着，穿着崭新军装，带着大红花，登上艳阳高照、旗帜招展、挂着庄严慈祥主席像的阅兵台上，检阅他那英勇整齐的军医战士。那时，终于从他呼呼作响的鼻孔里，传出了一阵阵庄严的声音。他那时的声音，依然一如既往地严厉而干裂。他讲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军队里的军医护士的历史和光荣，他也讲现在这所军校，在军队中培养护士军医的历史重任。他的讲话稿，原本是办公室主任为他代写。他并不认识几个字，他的讲话稿很厚，每个字有拇指那么大。他看了两眼，当然也戴着老花眼镜，可是，他的讲稿却端得调了头。当然，他也无法按照讲稿训话。那天，阅兵场台上，发现他讲话端倒了讲稿秘密的人并不多，除了办公室主任以外。不过，他这则笑话，却被传为一段佳话。学校盛传老校长老领导讲话有水平。那时经济困难，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也非常艰难，他找到军队的医疗后勤管理部门，他的老上级老领导，拨款修大楼修食堂修宿舍，修马路修电影院修实验室。一座新兴军医学校，在他无形的大手中崛起。可惜，好景不长。学校辉煌起来，他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下去，又进入一个长长的冬眠，直到“文革”开始，他靠边站，又住进了军队疗养院。也许，因为他极力宣扬军队大比武，军医大操练，受到排挤和批判。一九七一年，他便把我送回乌溪小镇。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因为，那年，他听传达，他老部队的老首长，成为某某死党，摔死在异域他乡。或者，他觉得命运不可捉摸、无须捉摸，随时等待他的也可能是生命的完结，或他对“某某死党”有深厚感情。父亲参加的那支部队，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都是某某死党部队的底子，或有某某死党的阴影。尽管他一直都在这支部队搞后勤，他的生命和血液，始终和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紧紧连在一起。说穿了吧，就是林罗的四野，第四野战军。他最敬佩的某总摔死了，他一脸肃穆，残破的风车，吱吱响了许久。他想，也许，他也快死了。他便把我匆匆送回乌溪小镇。那次，他并没有叫我带回他那个祖传的空剑盒。那时，我还不知道空剑盒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什么家族的真传。我成为军旅画家，完全是一种偶然。要不是一九七一年，我回乌溪小镇躲避“文革”灾难，或者，那是父亲对我的保护。他认为某总死了，会清查到他头上。他被清查，如果按照血统论，我也一定要受到株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最真实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是，我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