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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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在12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的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41
正是这种台湾地位未定的理论，成为杜鲁门6 月27日声明中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借口。然而，蒋介石坚决地并且一贯地排除任何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可能性。国民党凭借着几十万军队和大量黄金、外汇，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牢牢掌握着对台湾的控制权。以致司徒雷登叹道：“委员长不点头，台湾不可能有任何变化”。42
不过，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都认识到，“美国正在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的地位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这是杜勒斯的原话），因为如果把台湾看作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顾维钧和蒋廷黻还遵从杜勒斯的意见，一再给台湾去电，劝请台北“勿再激烈反对并攻击美国的主张”。43
蒋介石深谋远虑，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不被分离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复其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国，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伺机反攻大陆。因此，1949 年11月1 日，由“外交部长”叶公超给蒋廷黻发了一份专电，传达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的指示。该指示一方面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 “眼前我们可以支持美国的建议，即请求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湾现状，并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宜之计，予以接受”。44
蒋介石采取的灵活态度和权宜之计，加强了美国军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建议的地位，以及实现这种建议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加强了台湾取得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地位和可能性。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与合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藉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以求得更广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为如此，朝鲜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便立即提出派军队赴南朝鲜作战。在这一要求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无奈麦克阿瑟已无权作主。不久，蒋介石又提出派 1。5 万名志愿军去南朝鲜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这一建议仍被麦克阿瑟以加强台湾本身的防务为理由加以婉言拒绝。45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愿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蒋关系也就朝着这一改变了的方向迅速发展下去，以至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美国身上压了整整22年。
其二，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使得本来有希望进一步发展的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彻底中断。同时，这也是后来中国做出出兵朝鲜决策的心理因素形成的客观条件。
朝鲜战争真正刺激中国的，不是战争爆发本身的消息，而是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消息。据师哲回忆，6 月 26日清晨毛泽东对他说，从外国报纸上知道了战争爆发的消息，但毛泽东只是表示对北朝鲜事先不打招呼表示不满，并没有其他明确的反应。46
当时，中国政府也没有立即对朝鲜问题公开表示态度。而6 月27日杜鲁门第七舰队调动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第二天便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显然，美国政府出尔反尔的作法激怒了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47
美国政府派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直接的后果是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为蒋介石集团承担了防御义务。尽管从20年代以来，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但实则两党之间积怨甚深，水火不容。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只是利用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宣传工作，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偏差和缺乏经验，致使蒋介石篡夺国民党领导权后，背叛人民，绞杀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血海深仇。第二次合次，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入境，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苏等国际势力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暂时中止剿共灭共的目标。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便再次举起屠刀，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经过四年火与血的较量，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而国民党则败逃台湾一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完成全国解放和统一大业只差这最后一击了，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对“兵败国破”之辱耿耿于怀，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刻再次插手国共之间，袒护国民党，自然引起中国新政府的极大愤慨。同时，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尚属日本领土，其地位还有待商议的说法，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本来尚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的中美关系，就熄灭了最后一线希望之光。其后，美国又跨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不能不使新中国感到有遭到南北夹击的危险。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是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至朝鲜战争变为中美之战奠定的第一块基石。
另一方面，美国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的确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受阻。然而，新中国不得不放弃攻打台湾的方针计划，其客观上的结果是中国大量的军队得以从东南沿海抽调至东北。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的结果，为大规模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创造了一种客观条件。后来的情况发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干预台湾问题，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渡海战役的同时，很少有可能再在东北边陲集结大军，入朝作战。因此，第七舰队阻止了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却使得麦克阿瑟面对几十万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这是美国政府决策时始料不及的，而中美关系关系从此进入漫长的冷冻时期，更是与美国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其三，美国彻底改变对台政策的另一个客观结果是促成了美国政府做出干涉朝鲜半岛冲突的决策。关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问题，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有人议论，但做为建议正式向政府提出的却是一向反对援助台湾的艾奇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艾奇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提出台湾问题的真实目的还在于解决朝鲜问题。换句话说，艾奇逊是为促使军方在朝鲜问题与国务院达成妥协，而以提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作为交换条件的。
国务院的一贯观点是放弃蒋介石以及对台湾的援助，但在朝鲜问题上则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如反对过早从朝鲜半岛撤军，一再提出增加对韩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等。相反，美国军方比较重视台湾问题，主张增强军援以保住台湾，但对韩国则抱着冷淡态度，所做应急计划都是一旦发生战争即从朝鲜半岛撤退。国务院与国会反对派和军方曾经有过一次妥协，即在1950年初国会为提供军事援助拨款问题进行讨论时，国务院为给韩国争取拨款，不得不同意把台湾列入援助对象。48
这次，艾奇逊在朝鲜战火已经燃起的危急时刻，迅速改变对台态度，除了受到政治压力之外，更深刻的含义是换取军方和国会反对派在朝鲜问题上与国务院的主张保持一致。实际上艾奇逊未必指望第七舰队能够真正发挥建议中所说的那种军事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当时有1 艘航空母舰、1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及辅助舰只，其时军事责任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地区。其中以日本佐世保为基地进入台湾海峡的只有2 艘巡洋舰、6 艘驱逐舰和1 艘运输舰。同时，这些舰只还要担负朝鲜战争中的作战任务。以这样的军事力量完全负责台湾地区的安全，显然是不够的。艾奇逊在1951年5 月参议院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上也承认：由于舰队承担着在朝鲜作战的任务，因此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台湾。
但是，部署一支微小的军事力量具有象征意义。诚如美国外交史学家福斯特·弗·杜勒斯所说：“在台湾周围划定的这条防御线对于使那些长期鼓吹这种防御屏障的共和党人缄默不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项决定是“争取两党支持干预朝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49
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转变对台政策是其转变对朝鲜政策的前奏，是国务院促进政府对朝鲜政策转变的政治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争取两党对外政策一致，迅速采取全面卷入朝鲜战争的前提。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 期。编辑部刊登时将标题改为“50年代初美国改变对台湾政策的经过及其后果”，并作了删节，此处按作者原文刊出。）。
1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联书店，1974年（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402 页。
2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3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7 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8 页。
4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年，第9 卷，华盛顿特区1974年，第261 ～263 页。
5 同上，第273 ～274 页。
6 同上，第284 ～286 页。
7 同上，第294 ～296 页。
8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225 页。
9 关于麦钱特之行，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 卷，第300 ～341 页。
10 1949 年11月2 日，艾奇逊与杜勒斯共同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决定，讲到台湾问题时，否定了美国以武力或通过托管方式取得对台湾控制的方案。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 卷，第161 页。
11《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 卷，华盛顿特区1978年版，第696 页。
12还在11月15日临时代办罗伯特·斯特朗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就提出：“尽管在大陆应让大使馆继续存在并保持接触，但另一个政府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国务院需要就与海岛政府的关系问题做出新的决定”。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 卷，第593 ～594 页。
13《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 卷，第393 页。
14同上，第460 ～461 页。
15《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7 ～229 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9 卷，第460 页。
16《顾维钧回忆录》第7 分册，第561 页。
17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及与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纽约1965年版，第56～58页；《艾奇逊回忆录》，第226 ～227 页。
18《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 卷，第463 ～467 页。
19总统秘书档案，第20盒。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 页；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据1986年英文版译），第111 ～112 页。
20《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 卷》，第719 页。
21见《美台关系四十年》，第44～45页。也有人认为，“在目前”这几个字是杜鲁门本人加进去的。见华庆昭前引书，第184 页。
22多罗西·博格、沃尔多·海因里奇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Uncertain Years ：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50），纽约1980年版，第85～86页。
23《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 卷，华盛顿特区1976年版，第340 ～345 页。
24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据1953年英文版译），第454 页。
25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793。00/5…350。 转引自爱德华·马丁前引书，第45页。
26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330 ，CD6…4…6。转引自爱德华·马丁前引书，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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